赎罪日里的“五分钱”——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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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里的“五分钱”——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美国的援以空运行动
作者：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馆长沃尔特•博伊恩（Walter J. Boyne）和《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约翰•科雷尔（John T. Correll）
翻译：李昭辉
发表在1998年12月刊和2016年7月刊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
来自空翼

　　译者注：本文由发表在1998年12月刊和2016年7月刊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的两篇文章及若干其他资料综合编译而成，两篇文章的原作者分别是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馆长沃尔特•博伊恩（Walter J.  Boyne）和《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约翰•科雷尔（John T.  Correll）。博伊恩是一位退役的空军上校和作家，撰写过600多篇航空方面的文章和40本与航空有关的书籍；科雷尔曾担任过18年的《空军》杂志主编。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尽管现在对‘五分钱行动’的价值的贬低越来越普遍了，但是在1973年，这次行动对以色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是一场被称为‘拯救了以色列’的空运。”

表现“五分钱行动”的航空绘画作品，一辆M60主战坦克正在从C-5A战略运输机的货舱中驶出。在“五分钱行动”期间，大部分C-5运输机从位于亚速尔群岛的拉杰斯机场（Lajes  Field）起飞，然后一路飞往以色列的卢德机场（Lod Arpt.，本•古里安机场的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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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概述
　　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建立后的头25年里（译者注：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正式宣布成立），以色列人狠狠地打击了与其毗邻的那些妄图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的阿拉伯政权的武装力量。在1967年爆发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人拿下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约旦河西岸，这大大地拓展了以色列的防御纵深。
　　时间很快就到了1973年的夏季和秋季，中东地区的局势又陷入了一片紧张之中。6年前的那场战争结束后，开罗和大马士革方面一直在努力收回那些土地，但它们的努力失败了。最终，到了1973年，僵局已经变得令人无法忍受。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和叙利亚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就是今天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一起精心策划了他们将在1973年发起的攻势，他们希望这次攻势能够扭转以色列在之前几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优势，并终结阿拉伯人的耻辱。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他的叙利亚盟友哈菲兹•阿萨德总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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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幸的是，1973年时的以色列人陷入了一种危险的“过度自信”状态。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对爆发战争的可能性的评估结果为“非常低”。在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上部署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兵力也很薄弱。
　　在1973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以色列国防军前总参谋长、同时也是未来的以色列总理的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引用了这样一句话：“对以色列有利的军事力量上的差距正在扩大。”他还在文章中说：“以色列的军事实力足以阻止对方达成任何军事目标。”
　　以色列方面忽视了埃及和叙利亚正准备重新开战的预警信号。1973年3月，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向美国《新闻周刊》杂志表示：“现在这个国家（埃及）的一切事务正在被紧张地动员起来，以便重新开战──战争现在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一直到1973年10月5日夜，以色列情报机构始终未提高警戒级别。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左）和埃及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正在研究战争计划，时间是1973年10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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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埃及和叙利亚在1973年10月6日发起进攻后──这一天正好是以色列人的“赎罪日”，是一年当中以色列人最神圣的日子──以色列国防军根本没有动员起来，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由于这次战争完全颠覆了以色列人在以往历次中东战争中的经验，因此他们在东西两条战线上都被打得节节败退并损失惨重。仅仅在一个星期之内，以色列空军就已经快要触碰“红线”了──换句话说，以色列空军只能再坚持三四天了，超过这一天数的话以色列空军就再也无力进行作战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后来以色列军队战斗力的恢复被认为是一个奇迹。阿拉伯人的进攻被遏止了，接着又被打退了。当战斗于1973年10月26日结束时，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打到埃及境内了──离开罗只有60英里（约96千米），而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甚至已经进入了以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联合国“强加”的停火线让以色列损失了一些在战争中获得的战果。不过，在这场战争中阿拉伯人的进攻又失败了，以色列人再次赢了。
　　当时，人们已经普遍知道美国空军为以色列提供了空运补给，代号为“五分钱行动”（Operation Nickel  Grass），此举被认为是让以色列得以反败为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上，最关键、但却也最不为人知的空运行动之一就是在1973年秋天这充满了绝望情绪的32天里展开的。在第四次阿以战争（这也是迄今为止中东地区爆发的最激烈的一场战争）期间，美国军事空运司令部的机队将数千吨物资远隔重洋运到了以色列。军事空运司令部下属的运输机，包括T型尾的C-141和C-5A以“危险”的方式出动，因为当它们在地中海上空循着一条所要求的航线飞行时很容易受到敌方战斗机的袭击，而且当它们飞抵以色列并卸下物资时也很容易受到导弹和某些破坏活动的威胁。

C-5A运输机，其采用的T型尾翼结构在此图中表现得很明显

　　虽然没有1948至1949年的柏林空运那样有名，或者说不像1990至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的空运规模那样庞大，但1973年的这次空运行动可谓是一个“分水岭”般的事件。这次代号为“五分钱”的行动恢复了地区力量的平衡，帮助以色列生存了下来，因为当时受苏联支持的埃及和叙利亚协同发起了威胁以色列生存的突袭。这次空运行动也证明了美国空军基于喷气式运输机进行全球机动的理念，并把C-5运输机的形象从“昂贵的蹩脚货”变成了美国空运能力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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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罪日里的突然袭击
　　1967年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方面一直愿意退还大部分被其占据的领土，以换取周围国家对和平的保证。在这些阿拉伯政权中，只有约旦对此表示赞同。其他阿拉伯政权则坚持在喀土穆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对以色列实行“不和解、不谈判、不承认”（no  peace，no deal，no  recognition）的“三不原则”。对以色列的零星炮击和突击队袭击持续了多年，但直到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决定进攻以色列之前，阿、以双方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埃及和叙利亚都装备了当时最新式的苏制武器系统，包括米格-21战斗机、苏-7战斗轰炸机、T-62主战坦克和萨姆-2地对空导弹。

埃及空军装备的苏-7BMK战斗轰炸机，该机是苏霍伊设计局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研制的一种专供出口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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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备战期间，阿拉伯军队接受了良好的训练，莫斯科方面也为其大规模提供了装备，其中包括600枚先进的地对空导弹、300架米格-21战斗机、1200辆坦克和数十万吨消耗性战争物资。从纸面上来看，阿拉伯人在部队人数、坦克、火炮和飞机上占有巨大的优势。但在以色列方面看来，这一切将被犹太人高超的技术、先进的动员能力和内部的通信联络能力所抵消。尽管阿拉伯人在军事上的能力日益变得明显，但以色列领导人依然未对此感到担忧，甚至有些沾沾自喜，因为他们相信以色列有能力击退任何突袭。
　　在埃、叙两国中，埃及是实力更加强大的一方，但埃及总统萨达特并没有对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阿萨德的想法很简单：他想恢复在戈兰高地上失去的那部分领土，并通过一次与埃及联合的、倾尽全力的对以战争而实现这一切。
　　萨达特的战略则要复杂一些。他需要在埃及军队入侵西奈半岛时让叙利亚人在北部把以色列国防军牢牢地拖住，所以他没有向阿萨德透露他的实际目标是较为有限的。萨达特计划让他的军队穿过苏伊士运河，前进约10千米，并占据西奈沙漠的一小部分。

在最初的战斗中，埃及军队穿过了苏伊士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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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萨达特的心目中，此举将会达成两个目标：既可以恢复埃及军队的自尊心，同时萨达特又可以在不向以色列做出任何让步的情况下迫使超级大国对以色列施压，以便让后者将更多的西奈领土还给埃及。
　　埃及和叙利亚两国当时拥有约80万名战斗人员、700架作战飞机和3800辆坦克。以色列方面有37.5万名战斗人员、360架作战飞机和2100辆坦克。尽管如此，在以色列军队中只有不到一半处于动员状态──以色列国境线主要是由短期服役的人员守卫的，他们将拼死作战，直到有经验的后备役人员抵达战场为止。
　　由于在人口方面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以色列人无力维持一场持久的消耗战。所以，从必要性上来讲，以色列的战略是发起迅速打击，尤以空中力量和装甲部队为重，故而以色列人并没有真正的防御性战争计划。此外，部分是由于以色列人存在一种“阿拉伯人不是对手”的想法，因此以军的弹药和战争物资库存较少。
　　萨达特选择“赎罪日”这一天作为发动袭击的日期有以下几个原因：在这一天，以色列境内的一切，包括政府机构和无线电台都将关门；主要的机构将只留下最少的工作人员以维持运行。不过事实上，这一切实际上给以色列方面的动员造成的妨碍没有萨达特期望的那样大。
　　正如以色列外交部长阿巴•埃班（Abba  Eban）所解释的那样，“要想动员起以色列的预备役力量面临着两个后勤方面的难题：预备役人员各就各位的拖延和通信方面的不通畅。在赎罪日这一天，以色列的预备役人员可能待在家里，或者是在犹太教堂里，而且各条道路都是完全开放且自由通行的。”
　　叙利亚人更愿意在早上发起攻击，因为此时阳光打在他们背后，却会直晒到以色列人的脸上。面朝东方进攻的埃及人也出于类似的原因而想要在下午2时发起攻击。
　　在赎罪日这一天（1973年10月6日）的凌晨4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收到了最新但却非常明确的情报：以色列将在当天下午遭到袭击。而在阿拉伯军队于当天下午2时5分发起袭击之前，以色列政府已经明确地相信即将有战争发生。此时，动员令已经发出来了，但对那些准备开赴前线的增援力量而言，这时已经太晚了。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David  Elazar）提议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袭击，但在以色列国内广受爱戴的梅厄夫人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却拒绝利用那些宝贵的时间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担心如果华盛顿方面认为以色列是“侵略者”的话，那么美国可能会扣留那些对以色列而言至关重要的援助物资。

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头戴眼罩是他的经典形象

　　梅厄夫人将以色列所面临的困境告知了美国方面，也表示她否决了先发制人的攻击行动。在当天美国和以色列所做的若干个“交易”中，双方究竟谈了些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以色列对这一点的理解是很明确的：如果它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的话，就绝不能先行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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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以色列
1973年10月6日，这天是星期六，下午2点左右，数以百计的埃及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飞越了苏伊士运河，在它们后面紧跟着10万名士兵和1350辆坦克。他们迅速碾压过了一连串孤立的以军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只有不到500名以色列士兵把守。大多数以色列坦克都刚好返回了西奈地区。
　　在南部前线，随着2000门火炮越过苏伊士运河（1967年的停火线）而大规模开火，冲突正式爆发了。埃及突击部队席卷过了运河河面，深入到了对岸的以色列土地上，沿着苏伊士运河一线分布的所有以色列防御阵地都被攻陷或放弃。与此同时，进行突破的叙利亚部队在北线戈兰高地一带也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叙利亚在坦克方面拥有八比一的优势，在步兵和炮兵数量上的优势则更大。到第二天（星期天）中午，叙利亚人拿下了戈兰高地的一半，此时他们距离约旦河和加利利地区的以色列人口中心只有几千米远了。阿拉伯军队以极高的效率和凝聚力进行了战斗，他们碾压过或通过了以军的阵地，以色列防御者们被震惊了。阿拉伯国家的空军还袭击了以色列的机场、雷达设施和导弹基地。
　　到了星期一，由苏联方面提供的导弹给以色列的飞机和坦克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导致以色列的情况变得摇摇欲坠了。以色列国防军的炮弹正在被逐渐用光，以色列空军则警告说，其连续作战的能力将在一周之内枯竭。
　　在战争的第四天（星期二），以色列人发现他们曾经颇为自信的军事力量（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历史是短暂的，但却取得过非常巨大的成功）受到了最血腥的屠戮。埃及人拿下了著名的巴列夫防线（Bar  Lev  line）——这是一条纵贯西奈半岛的，大约由30个沙子、钢材和混凝土掩体组成的系列防线，旨在迟滞来自西面的攻击，直到以色列装甲部队抵达战场并发挥作用为止。埃及突击队进入了防线后方，给以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北线，情况看起来同样糟糕，叙利亚军队的攻势直到10月10日才被遏止。

以军“巴列夫防线”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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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在星期六（10月6日）向新闻界发表讲话时是很乐观的，但此时他开始变得绝望了。他说，在预计西奈半岛前线将会崩溃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应该构建一条“退路”防线。到了星期三（10月10日），埃拉扎尔告诉达扬说，战争的目标应该是“在合适的地点实现停火，情况不可能比现在有任何的好转”。埃及人由于在战争初期取得的成功而变得有些飘飘然，他们拒绝了苏联顾问的建议，即让他们接受停火。

埃及车辆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西奈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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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交战双方的装甲车辆和作战飞机都损失惨重。以色列空中力量受到了阿拉伯人熟练操纵的萨姆-6机动式和萨姆-7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的猛烈打击。阿拉伯攻击部队也普遍装备了雷达导引的ZSU-23-4型自行高射炮。以色列人事先估计的弹药和燃料的消耗量看上去完全不够用。尽管如此，以军遭受的颇高的伤亡率还是令以色列人感到震惊——不仅让梅厄夫人感到震惊，而且也让传奇般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大为震惊。
　　战争对以色列人的冲击还伴随着对美国人的纯粹的不信任——他们不相信美国人不理解局势的严峻性。大量的弹药消耗以及坦克和飞机的巨大损失使以色列濒临亡国的边缘，并迫使以色列人开始考虑某些以前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的选择了——他们以前在思考类似的问题时是不会考虑这些选择的。
　　根据某些报道——有人曾对这些报道提出过质疑——的说法，达扬曾劝说梅厄夫人，如果有必要作为以色列最后一道拼死一搏的自卫手段的话，那么就授权把13枚战术核武器安装到“杰里科”（Jericho）弹道导弹和F-4战斗机上并发射出去。另据报道，美国方面之所以援助以色列是由于担心没有这种援助的话以色列人可能会诉诸核武器这一选项——不过这一点被美国的高层决策者所否认。

以色列研制的“杰里科”-1弹道导弹，据称该导弹在研制时得到了法国的协助，是在法国达索公司设计的MD-620型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1965至1968年期间共进行了16次试射，其中10次取得了成功。以色列最初从法国接收了14枚该型导弹，后在国内于1971至1978年间生产了另外约50枚。“杰里科”-1导弹于1973年正式服役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出于其他原因，几乎是在以色列考虑动用核武器的当口，美国方面作出了“向以色列提供支援”的决定。而且，以色列甫一得到美国人“给予军援”的承诺后，就再未讨论过使用核武器的事了。
　　实际上，远在半个地球之外的美国最初对此作出的反应是一片空白，他们不能或者说不愿意果断地采取行动。就华盛顿方面而言，其当时不仅在后越战时代笼罩着国会山的道德困境中挣扎，而且也在水门事件造成的痛苦中挣扎——这两者都损害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领导权威。在战争爆发四天之后，华盛顿又遭受了另一场政治灾难的冲击：副总统斯皮罗•狄奥多拉•阿格纽（Spiro  T. Agnew）因其在担任马里兰州州长期间犯下的收受贿赂、税务欺诈和其他罪行而辞职。
　　美国方面对阿拉伯军队入侵以色列的最初反应的确是混乱和矛盾的，这不足为奇。美国领导人试图在“美国传统上对以色列的支持”和“同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保持一种依然脆弱的缓和关系”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同时他们也希望避免阿拉伯人对西方采取石油禁运的威胁。与此同时，苏联却开始向埃及、叙利亚以及其他派兵参战的阿拉伯国家提供空运补给，古巴、朝鲜和巴基斯坦也做了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