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约翰•T.科雷尔(John T. Correll)
译者:李昭辉
来自空翼
译者注:本文原文发表在2016年11/12月份出版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原作者是《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约翰•T.科雷尔(John T. Correll)。科雷尔曾担任过18年的《空军》杂志主编。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历经七十五年的时光和十次官方调查,人们的怀疑和指控却依旧没有结束。”
往事回首
珍珠港遭受袭击后,沿着“战列舰大街”散发出的硝烟还没有褪尽,人们的疑问就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美国海军和陆军在1941年12月7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而且几乎是完全没有防备?谁该为此而受到谴责?袭击过后的第二天,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便专程从华盛顿飞到珍珠港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诺克斯部长在提交给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指责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赫斯本德•E.金梅尔海军上将(Adm. Husband E. Kimmel)和驻夏威夷陆军部队司令沃尔特•C.肖特中将(Lt. Gen. Walter C. Short),指控的原因是他们在面对攻击时缺乏准备。当年12月16日,金梅尔和肖特被解除了司令的职务,他们二人的军衔也被永久性地降为二星少将。
同样是在1941年的12月份,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欧文•罗伯茨(Supreme Court Justice Owen Roberts)的带领下展开了第二次调查,调查结果指控金梅尔和肖特“失职”。 他们两人都被降级退役并被赶出了军界──肖特是在1942年的2月28日,金梅尔是在1942年的3月1日。
“记住珍珠港!”瞬间成了这个国家团结一致的呼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续时间最久的一句口号,在美国的公众文化中也作为一个符号而流传了许多年。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记住珍珠港的。
基本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一支下辖六艘航空母舰的日本机动舰队在人们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抵达了瓦胡岛以北220英里(约350千米)处,当空袭从1941年12月7日这个星期天的清晨7点55分发起时,夏威夷群岛上的美国海军和陆军正在轻松地度周末。
在此期间,美国海军和陆军又进行了六次调查和讯问,并指出了在相当大范围内发生的错误和过失,不过美国的两大军种(陆、海军)总是认为对方才应该承担更多的关于失职的责难。
指控首先发生在1944年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当时,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一些秘密信息似乎要证明珍珠港事件的罪责将“扩展到华盛顿的高层”。散布这些消息的主要是一些零散的政治活动家,而当时身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托马斯•E.杜威(Thomas E. Dewey)与此则没有任何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一场“修正主义”运动,参与这场运动的人士认为罗斯福事先知道日军的攻击计划,但却故意让它发生,这就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目标──裹挟着美国投入战争。更极端的是,一些阴谋论者指责是罗斯福故意挑起了攻击。
历史学家戈登•W.普兰奇(Gordon W. Prange,译者注:普兰奇博士也是《中途岛奇迹》一书的作者之一)研究珍珠港事件研究了将近四十年。他工作的成果在1982年以《我们沉睡在清晨》(At Dawn We Slept)一书的形式出版,该书的观点基本上与1946年国会联合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一致。普兰奇的研究被广泛认为是决定性的。
有关珍珠港事件的争论主要沿着两个大的方向进行:华盛顿和夏威夷的情报官员们在攻击发生前究竟知道些什么?以及,作为他们所了解的一切的结果,他们究竟采取了何种举动?
被截获的神秘信号
当约翰•托兰(John Toland)在1982年出版了其著作《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Infamy: Pearl Harbor and Its Aftermath)并加入了那群“修正主义者”的行列之后,这群“修正主义者”们顿时获得了可信度。托兰曾因为之前的工作而获得过普利策奖,他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罗斯福提前好几天就知道了一支日本舰队正在驶往夏威夷。
“托兰回应了批评,承认他在今年4月发行的书中有多达百分之五十的新信息可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美国合众国际社(UPI)在1982年12月份的一次有线新闻报道中这样说道。“但是,华盛顿方面知道日军舰队即将到来的证据太多了,多到不能忽视──托兰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