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机黑手党

万磁王

作者：约翰•T•科雷尔（John T. Correll）
翻译：李昭辉  
来自空翼


　　注：本文原作者为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总编辑约翰•T•科雷尔（John T.  Correll）。科雷尔从1990年起即开始担任《空军》杂志总编辑一职，现在其身份为《空军》杂志的特约编辑。本文最初发表在2008年2月出版的《空军》杂志上，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1980年代初，一群来自美国空军的军事改革先驱者开始在国家级军事机构的舞台上崭露头角。当然，此时的他们还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群体。他们总共只有十几个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界的退役军官和中层系统分析员。在此之前，外界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而且，直到他们以“战斗机黑手党”变得众所周知之前，也不曾有人用“改革者”这一称谓来称呼他们。
　　他们秉持的基本理念是：美国武装部队已经沉溺在“高技术”和“极度复杂的武器系统”中而不能自拔了。这些武器装备是如此地昂贵以至于美军只能购买相对较少的数量。“过于复杂”则使得这些武器难以使用和维护，这导致了战备完好率下降的问题，并减少了战机的出动架次。更糟糕的是，这群“黑手党”认为，这些复杂的武器装备在实战中还不如那些简单、便宜的武器有战斗力。
　　这群“黑手党”抨击的对象包括坦克、导弹和舰艇，但他们主要的批评目标是战术飞机。1980年，他们的大本营是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下辖的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战术空中力量分部。在这场军事改革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以下三位人物：
　　约翰•R•伯伊德（John R. Boyd），美国空军退役上校，空战理论家，项目分析与评估（Program Analysis &  Evaluation，PA＆E）办公室顾问，同时他也是这群“黑手党”的精神领袖。
　　皮埃尔•M•斯普瑞（Pierre M.  Sprey），工程师，同时也是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的一名系统分析员。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伯伊德两人一直是“轻型战斗机”计划最主要的倡议者。
　　富兰克林•C•“查克”•史宾尼（Franklin C. “Chuck”  Spinney），当年还是一位空军上尉的他在伯伊德手底下工作，并追随着伯伊德来到了项目分析与评估（PA＆E）办公室。他的名言“Defense Facts of  Life”成为了这场改革运动的宣言。（译者注：Defense Facts of  Life这句英文译者实在是想不出如何用合适、恰当的中文来表达。这句话出自史宾尼上尉的一篇名为“Defense Facts of Life: The  Plans-Reality  Mismatch”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史宾尼上尉对美国国防预算的使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国防部官僚是在用不切实际的假设购买一些不可持续的设计方案，并认为美军是在追求用复杂的技术生产的价格昂贵、数量稀少的和低效的武器，The  Plans-Reality Mismatch就表达了这样一种“计划与现实不符”的意思。至于前面的Defense Facts of  Life如何翻译理解就请各位读者见仁见智吧。）

大名鼎鼎的约翰•R•伯伊德上校

PA＆E工程师、系统分析员皮埃尔•M•斯普瑞（Pierre M. Sprey）

富兰克林•C•“查克”•史宾尼（Franklin C. “Chuck”Spinney）上尉

　　这三个人得到了时任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战术空中力量分部主管的托马斯•P•克里斯蒂（Thomas P.  Christie）的保护与支持。在早先的岁月中，托马斯•P•克里斯蒂就是伯伊德的一位坚定的好朋友，也正是克里斯蒂引荐的伯伊德来项目分析与评估（PA＆E）办公室工作。

托马斯•P•克里斯蒂（Thomas P. Chris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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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黑手党”很善于向国会和大众“推销”自己的军事思想理念。他们那种“横扫一切”“格杀勿论”的风格对新闻媒体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译者注：原文用的词是“take-no-prisoners”，直译为“不要俘虏”，引申为“格杀勿论”。在英文中，形容某人“格杀勿论”是说他在企图获得某种东西时就会非常坚定，丝毫不在乎其他人的感情）。他们对美国空军装备的F-15战斗机的攻击尤为“狠毒”——他们说，F-15要逊于价钱更便宜的F-16战斗机。事实上，这群“黑手党”中的某些人甚至认为，美国空军真正需要的是F-5——这是一款在T-38教练机的设计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结构简单的昼间战斗机。当然了，前提是要装备足够多的数量。

美国空军装备的T-38教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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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改革运动”的中间人是威廉•S•林德（William S. Lind），此人是科罗拉多州民主党人参议员加里•W•哈特（Gary W.  Hart）手下的一位“幕僚”。林德将这群“黑手党”介绍给了华盛顿的詹姆斯•M•法洛斯先生（James M. Fallows），后者当时是《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编辑。从此之后，法洛斯就成了这场军事改革运动最重要的“鼓吹手”和“啦啦队长”。林德还帮助哈特参议员组织了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

威廉•林德（左）和参议员加里•哈特（右）正在并肩工作，推动军事改革议程

时任《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编辑的詹姆斯•M•法洛斯先生（James M.  Fa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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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这场军事改革就在美国政界和新闻媒体中产生了轰动效应。1983年，史宾尼上尉甚至还成了《时代》（Time）杂志的封面人物。一段时间以来，这群“黑手党”看上去仿佛是要彻底击垮美国民众对他们国家的高技术武器系统的信心。从1980至1990年的这十年间，这群“黑手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跟踪美国空军的飞机现代化计划上。但是，进入1990年代后，这场改革运动开始陷入低谷并日渐式微。

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的史宾尼上尉及他的一句演讲词——“数十亿的军费被浪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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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群“黑手党”之间彼此相互都很熟识。截止到1980年，他们已经在幕后默默相互合作了多年，也取得了若干次胜利，并奠定了人们对他们的信任。这场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是伯伊德上校——此人吸引了一批非常忠诚的追随者，但其桀骜不驯的性格也让他在军界树敌众多。
　　朝鲜战争期间，伯伊德是一名F-86战斗机的驾驶员，后来去位于内华达州內利斯空军基地（Nellis AFB）中的战斗机武器学校（Fighter  Weapons School）当了一名教官。在內利斯，他被人称作“40秒钟伯伊德”（40-Second  Boyd），因为他能够让对手在他的6点钟先咬住他，然后在40秒钟内反客为主，把对手打下来。他把他作为战斗机飞行员的经验与物理学和计算机分析相结合，以对如何设计出最有战斗力的战斗机进行研究，并最终得出了结论。
　　在20世纪60年代，伯伊德进入佐治亚理工学院深造，毕业后被调到美国空军主要的武器测试场——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空军系统司令部下辖的埃格林空军基地（Eglin  AFB）任职。在深造和在埃格林基地期间，伯伊德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空战的“能量机动理论”。也正是在埃格林基地期间，伯伊德遇见了托马斯•P•克里斯蒂——那时的克里斯蒂还是一位在埃格林基地空军装备实验室（Air  Force Armament Laboratory）任职的文职武器分析专家。
　　在朝鲜战争和之后在內利斯基地期间，伯伊德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发现。根据伯伊德的好朋友、后来成为F-16战斗机总设计师的哈里•希拉克尔（Harry  Hillaker）的说法，伯伊德“发现他可能获得在某一机动条件下的优势，而他的对手可能获得在另一种机动条件下的优势”，而且，伯伊德还发现，“当他的飞机的能量衰减到低于他的对手的飞机的能量时，他就会失去优势”。据希拉克尔说，伯伊德的能量机动理论得出的结论是：“从根本上来讲，空战中机动占位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能量问题。”

伯伊德的重大贡献：用于量化战斗机能量状态的公式，单位剩余功率（specific excess  power，SEP）=（推力-阻力）*速度/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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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伯伊德是一位相当有能力的人，而且博学多才。但是，他也从他的敌人那里得到了如下评价：“刻薄”“自大”“不宽容”和“顶撞上司”。史宾尼上尉曾经为美国海军学院院刊《历程》（Proceedings）写过一篇名为《成吉思汗约翰》（Genghis  John）的文章。在文中，史宾尼这样描述伯伊德：“疯狂地指手划脚，大喊大叫，冲动，是个能和你脸贴着脸争论的家伙，他抽着细长的廉价雪茄烟，烟灰一不小心就会吹到你的脸上，而同时他却在离着你鼻尖不到两英寸的地方高谈阔论，唾沫四溅地与你进行唇枪舌剑的谈话。”
　　1966年，伯伊德来到了位于五角大楼下属的空军部，其任务是负责挽救遇到麻烦的F-X  计划——也就是未来的F-15战斗机。美国空军想要一种能够代替F-4“鬼怪”的空中优势战斗机，因为后者是一款由海军研发的多用途战斗机，而不是一款真正的空中优势战斗机。按照最初的设想，F-X应该是一种采用可变后掠翼的重型战斗机。但在伯伊德看来，F-X太大、太笨拙、太复杂。伯伊德的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F-X不得不进行重新设计。最终，真正投入量产的F-15战机更轻、机动性也更佳——尽管伯伊德希望她能更轻一些，机动性更好一些。

美国空军的F-15“鹰”式战斗机。如果没有伯伊德，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F-15很有可能就是一架美国版的米格-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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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童”
　　1967年，伯伊德遇见了皮埃尔•斯普瑞。斯普瑞当时在国防部长下属的系统分析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由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召集的一群“神童”在运作着）工作。该办公室后来演变成了项目分析与评估（PA＆E）办公室。此时，斯普瑞在这个办公室激起了一阵波澜：他争辩说，驻扎在欧洲的美国空军部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为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空中支援，而纵深遮断打击则属于“次要”的任务。斯普瑞还插手了A-X攻击机（后来的A-10“雷电”攻击机的“鼻祖”）的设计工作。伯伊德对近距空中支援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他和斯普瑞相处得很好。
　　伯伊德和斯普瑞还找到了一位志同道合的思想家——美国空军上校埃弗里斯特•E•里西奥尼（Everest E.  Riccioni）。里西奥尼上校于1969年来到五角大楼，在空军研究与发展办公室（Air Force  R&D）负责领导开发、计划和分析工作。伯伊德当时正打电话让斯普瑞帮他规划一款轻型战斗机，该机要比F-15更便宜、更小，而且结构也要更简单。里西奥尼上校把他们这群轻型战斗机的鼓吹者戏称为“战斗机黑手党”，而这个诨号随后也伴随了伯伊德他们一生。
　　从许多方面来看，伯伊德的轻型战斗机理念很类似一种“先进昼间战斗机”——这一概念曾被美国空军在1960年代中期论证思考过，但最终被抛弃。空军并不欢迎这样一个与F-15相竞争的项目，但“F-XX”战斗机（这也是轻型战斗机项目被指定的代号）得到了军方高层的支持。1971年，美国空军向航空工业界发出了一份招标要求书；1974年，在竞标的两种原型机——通用动力公司的YF-16和诺斯罗普公司的YF-17——之间举行了对比试飞，最终YF-16获胜。
　　尽管如此，空军方面还是要求为批量生产型的F-16增加地面测绘雷达和多任务能力（当然也会导致重量的增加），而这一点却让伯伊德和斯普瑞极为恼怒。因为F-16属于这种“高低搭配”中的“低档”战斗机，美国空军平均每购买1架F-15就应搭配2架F-16。
　　1971年，伯伊德被擢升为上校；1975年，伯伊德退役。与此同时，克里斯蒂从埃格林空军基地来到五角大楼，负责领导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战术空中力量分部。他雇用了伯伊德担任顾问。由于受到与伯伊德再次进行合作的机会的吸引，斯普瑞也在此期间加入了项目分析与评估办公室。
　　这群改革者早期的改革“议程”包括以下三点：
　　伯伊德的“冲突模式”。这是一篇长达4个小时，共分160个章节的演讲。伯伊德首次做《冲突模式》演讲是在1976年。在这个演讲中，伯伊德试图解释他的经验和观察，包括F-86如何在朝鲜空战中针对米格-15取得了成功——尽管在飞行包线的绝大部分区间内，米格-15的转弯和爬升性能均要优于F-86。对此，部分的解释是F-86采用的是液压飞行控制系统，这让其从一种机动动作转到另一种机动动作时比米格-15更迅速，因为米格-15采用的是机械式的飞行控制系统。以这些思想和他的“能量机动理论”为基础，伯伊德发展出了他最著名的构想——“OODA循环”。这个怪异的词是“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bserve,  orient, decide,  act）的首字母缩写。“时间是占主导地位的参数”，希拉克尔这样说道。“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完成OODA循环的飞行员将赢得空战，因为他的对手正在对之做出反应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改变。”

伯伊德的OODA循环现在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管理中，这也就是他现在的名气远大于其他黑手党成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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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普瑞的“追求更有效但却不那么昂贵的武器系统”。这是要求研制部署“便宜的赢家”，而不做“昂贵的输家”。“便宜的赢家”包括F-16战斗机和热寻的制导的AIM-9“响尾蛇”空空导弹。而在那些“昂贵的输家”中，最重要的就是F-15战斗机和雷达导引的AIM-7“麻雀”空空导弹。“并不是所有的简单、廉价的武器都是有效的，但是，赢得战争的武器却几乎都是简单廉价的。”斯普瑞这样说道。
　　史宾尼的“Defense Facts of  Life”。这句口号最早是在1979年提出来的，后来还得到了定期的修订和更新。史宾尼上尉争辩说，那些“复杂、高技术堆砌”的武器装备正在让国防项目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得起。“空军战术航空部队的案例表明，预算限制并不是问题的根源。”史宾尼上尉说道。问题是采用了“毫无必要”的复杂技术，史宾尼上尉称之为“一种有害于武器装备项目的‘癌症’”。他还说，“我们追求日益增加的技术复杂性和精密性的战略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即在获得高技术解决方案的同时却只能维持较低的战备完好率。”
　　很快，这群“黑手党”便声名远扬了。克里斯蒂将史宾尼上尉的简报做了一份拷贝，然后在国会里把它披露了出来。尽管如此，真正让这群改革者和他们的思想变得为世人所知的关键人物是林德。林德把他们介绍给了法洛斯。法洛斯先生当时已经是吉米•卡特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之一了。在1979年10月发表的一篇题为《肌肉发达的超级大国》（Muscle  Bound  Superpower）及一系列后续文章中，法洛斯满怀真诚地将这群“无畏的改革者”展现在了公众面前。1981年1月，法洛斯先生出版了他那本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著作《国家防务》（National  Defense）。据此，这群改革者们零零散散的故事才逐渐变得完整了起来。
　　1980年12月，林德先生将史宾尼上尉的简报展示给了国会议员和美军作战指挥高层的参谋们。林德还把这场运动称作是一场“军事改革”。在1981年1月的某期《华尔街日报》专栏中，哈特参议员首次公开使用了“改革者”（the  Reformers）一词。同年夏天，哈特参议员组织了国会军事改革核心小组。很快，该小组就拥有了45名成员。在这45人中，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那些“黑手党”的思想的人是众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佐治亚州共和党人）和众议员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怀俄明州共和党人）。

1981年詹姆斯•法洛斯先生出版的《国家防务》一书。正是此书才让这群“黑手党”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在这场改革运动变得广为人知之后，伯伊德却退居幕后了。虽然伯伊德还是会时常被人们所提起，但史宾尼、斯普瑞和其他的改革者却成了这场军事改革运动主要的宣传员。
　　在《国家防务》一书中，法洛斯介绍了里西奥尼上校（里西奥尼上校此时已从美国空军退役，并受雇于诺斯罗普公司）最新的理念。里西奥尼说，现在有这么两个概念：1.“幽灵机队”——这是说一支仅存在于纸面上的机队；2.“真正的机队”——这是说一支可以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实实在在地飞上天投入战斗的机队。他说，在同样的一笔预算下，美国空军可以购买1000架F-5战斗机，或者是250架F-15战斗机。但是，区别并不仅限于此，因为“复杂的飞机可靠性低，经常需要修理维护”，里西奥尼说道，“一天之内F-5可以飞2.5个架次，而相比之下F-15一天只能飞1个架次。”也就是说，一天之内“真正可用的力量”是2500个F-5战斗机的飞行架次，或者是250个F-15战斗机的飞行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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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军，红军
　　很显然，里西奥尼的“新理念”有一个致命的软肋：F-5与F-15之间在质量上存在巨大的差距：F-5可以看作是T-38教练机的衍生改进型，且主要是被当作“军援”销售给发展中国家；而F-15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端的空中优势战斗机。
　　面对这一挑战，这群“黑手党”采取的反应是建议进行一系列的测试飞行——即后来为人们所知的“空战评估/空中截击导弹评估（AIMVAL/ACEVAL）”——这也是这场军事改革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些测试飞行是在1977至1978年间进行的，地点是在內利斯基地以北的一处空战机动训练靶场，且该靶场拥有大量先进的测试仪器设备。最终的结果评分也实现了电子化。

AIMVAL/ACEVAL测试飞行中“蓝军”飞行员的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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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战评估/空中截击导弹评估（AIMVAL/ACEVAL）测试飞行的特点是，有一支由F-15和海军的F-14组成的“蓝军”部队，“蓝军”的战机均装备有航炮和导弹；此外还有一支“红军”部队，“红军”的战机装备的是F-5E战斗机（这些飞机来自內利斯基地的“入侵者”中队），F-5E装备有航炮和AIM-9L导弹。AIMVAL/ACEVAL测试飞行有多个目的：评估已有的和计划中的5种红外线制导的空空导弹的实际使用效能，并确定敌机和我机在不同数量对比（1v1，2v2，4v4等）下的空战效果。
　　我们或许隐约能猜到，如果故意进行“曲解”式的解读的话，那么测试结果也许会是复杂的武器装备（例如F-15）在对抗简单的武器（例如F-5）时表现得很“劣势”——的确是这样。跟据《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F-15在与F-5的空战对抗中“除了一场平局之外，满盘皆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则称F-15像一只“火鸡”。这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是在撒谎，但记者们对听到这样的消息乐此不疲。
　　这些测试飞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探讨特定的具体问题。参试者模拟的只是所有空战情形中的一小部分，而且测试态势的设定限制了F-15发挥其优势，且“放大”了F-5的战斗力。测试飞行所采用的“剧本”是在昼间条件下的视距内空战，这削弱了F-15在远程雷达制导空空导弹方面的优势。此外，测试还要求开火前必须目视识别目标。超视距空战（Beyond  visual  range，BVR）则被明令禁止。地面控制塔台——塔台将F-5和F-15引导至预定的交战空域——也不允许被攻击。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晴朗的天气条件下开展的。

参加AIMVAL/ACEVAL测试飞行的F-15和F-5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