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代表之一是外相重光葵,他有一条腿是断的,需要拄着一根木头拐杖走路。美方官员担心他的缓慢步态可能会影响投降仪式的准确时间节奏,因此下令让一名水兵拄着一把锯下来的扫帚柄沿着实际的路线一瘸一拐地走了一趟,以模仿重光葵走向阳台甲板的跛脚步伐;而计划人员则站在旁边,手里掐着秒表计时。然后是所悬挂的旗子的问题。日本投降仪式将在东京湾的海面上举行,但地点位于东京市以南数英里。“密苏里”号之所以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在1853年,在同一处地点,美国海军的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准将第一次在日本上岸,当时他迫使日本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了向美国商船开放的港口。麦克阿瑟将军从美国马里兰州安那波利斯海军学院的藏品中要来了佩里准将当年悬挂的那面旗帜,当时那面美国国旗上还只有31颗星。这面国旗被装在玻璃镜框里,有星星的一端朝前,另一端朝后,以便完全展示在“密苏里”号战列舰右舷一侧的舱壁上。
比起麦克阿瑟将军筹划的庞大的投降仪式排场,哪怕是一场王室婚礼也会看起来像是一出在中学里排演的戏剧。相比之下,纳粹德国大约在四个月之前向同盟国投降,投降仪式的举行地点是在一间昏暗的法国小学校舍里,时间是深夜。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明确反对搞一场“好莱坞式的表演”,他甚至都没有参加纳粹德国的投降仪式。
打着“责任、荣誉、国家”的名义,麦克阿瑟将军以与众不同的方式开展了这场受降仪式。对盟军的高级将领来说,这一神圣的仪式是世界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的高潮部分,这一天注定要出现在每本历史书中,而且持续时间将长达好几个世纪。相反,“密苏里”号上那些已经厌倦了战争的水兵们则把这次活动看作是拘泥刻板的陆军和海军将军们上演的一场不必要的自我盛宴。
罗伯特•威尔曼(Robert J. Willman)上尉是一架绰号为“德卢斯市”的B-29轰炸机(部署在关岛基地)的飞行员。多年以后,在退伍军人纪念馆的一篇文章中,他撰写了关于空勤人员争论是否参加这次活动的情况。他回忆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这个主意,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很幸运,但在耗时15个小时、航程长达3000英里(约4828千米)的越洋飞行过程中可能会出事。”“我询问了机组人员中每一个人的感受,我们的投弹手,同时也是机组成员中年龄最小的人比尔•格罗斯米勒(Bill Grossmiller)对这次飞行感到兴奋,于是比尔和另外一名机组成员一起去了。”
直到签署投降书的那一刻,美国陆军航空队还一直认为自己处在战争状态,因此,一些空勤人员选择这次飞行纯粹是为了承担下一次战斗任务。其他人则渴望看看他们给东京造成的破坏:他们的大多数任务都是在夜间执行的,而且他们并没有在空袭目标上空徘徊以进行毁伤评估。
对于第462轰炸大队的作战军官托马斯•沃彻(Thomas R. Vaucher)中校这个级别的人而言,这次任务却不是可有可无的。早在几个月前,他曾率领一架B-29空袭横滨,现在他则被选中去协调这个庞大的重型轰炸机大队,以进行最后的大规模编队飞行。在美军的五个B-29重型轰炸机联队中,有四个联队将参加从“密苏里”号上空飞过的“力量展示”;第五个联队也将飞往日本,不过其任务是向战俘营空投补给品。
沃彻中校的命令很简单,但在许多方面,“力量展示”比轰炸任务更为复杂。时机非常重要,即在精确的时刻飞抵位于1500英里(约2400千米)外的标记点。第58轰炸联队的指挥官给这位任务负责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沃彻,这可是你最好不要错过的目标时间!”罗杰•拉梅(Roger M. Ramey)将军将在下方的“密苏里”号上远远地望着他的轰炸机。
除了精确计算时间外,轰炸机以阅兵方队的形式飞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更不用说为集中了几乎半个地球的贵宾人士作一次“力量展示”了。数百架海军飞机将同时飞过这一事实令每个人都感到不安。
许多B-29提前到达了。好几名飞行员并没有在汇合空域闲逛,而是选择了巡视一下四周。斯特林•皮莱(Sterling N. Pile)上尉驾驶的一架绰号为“射门手”的B-29轰炸机“游览”了东京,机组成员约翰•萨普德(John G. Sapuder)告诉《布法罗新闻报》说:“我请皮莱机长给我看看他驾驶这架飞机轰炸过的地方。他在真正的低空飞行,飞越了数个街区后,你看不到任何建筑物,一切都被烧光了。”虽然不是有意的,但这架B-29轰炸机还是飞到了据离“密苏里”号战列舰太近的地方,并被一架担负空中巡逻任务的战斗机严厉地挡在了外面。
同样,一架绰号为“坎卡基市”的B-29轰炸机也开始“观光”。机组成员约翰•莱恩(John E. Ryan)告诉《每日期刊》说:“(我们)飞越了东京,这非常有趣,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这是一幅令人惊讶的景象。有人在街上骑自行车,但我们飞得太低了,他们抬头看着我们,车子便失去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