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再回首

万磁王

　　托兰的观点严重依赖一位前美国海军一等兵的证词，他在书中只是用一个孤零零的字母“Z”来指代这位海军一等兵──“Z”被金梅尔的儿子说服后与托兰进行了交谈。在1941年12月时，20岁的水兵“Z”是美国海军位于旧金山的第十二军区（Twelfth  Naval  District）的一位电子技术员。12月2日，美国商业有线电视公司报告称他们检测到了一个无法识别的无线电信号。水兵“Z”标出了那些接收到上述无线电信号的地点，并推算出了可能的最初的信号发射源。
　　根据托兰的说辞，水兵“Z”向他的上级推测，信号可能来自于失去了踪影的日本航母部队。这是“常识”，托兰说，而且“Z”的上级是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可以直接进入白宫。由此得到的假设是，罗斯福已经“及时被告知”了那些无线电信号。
　　《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很快就找到了水兵“Z”，他的名字叫罗伯特•D.奥格（Robert D.  Ogg）。奥格说，将这些无线电信号与日本的航空母舰联系起来是纯粹的猜测，他并不知道如何跟踪或识别这些信号
奥格和他的同袍们都知道，“这些信号可能来自一艘利比里亚货轮、一支商业捕鱼船队，或者是一辆偏离了预定路线的黎巴嫩出租车”──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在一项分析中说的。奥格的上司在此时已经去世了，但没有发现任何记录可以表明他向罗斯福汇报过这件事。
　　“水兵Z”的故事是几个据说能够证明已经探测到日本航母机动部队的证据之一。事实上，从11月26日起，日本舰队从抵达位于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开始就始终保持着绝对的无线电静默状态。
　　参加偷袭行动的日军舰艇在白天通过信号旗进行通信，在夜间则通过指示灯进行通信。无线电发报机被禁止使用，而且任何人都不被允许接近这些设备。根据制订了偷袭计划的日军军官源田实的说法，飞行员们同意不使用他们的收音机，即便是他们的生活依赖于收音机也不行。

12月7日，一架B5N2从日军航母起飞，飞向珍珠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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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暗号”
　　托兰还重新翻出了“风暗号”这一话题，这一问题也是由国会联合委员会在1946年披露的。1941年11月，美国情报部门在截获的无线电通信中发现，日本人创建了一套“风”暗号体系，用以在正常的外交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传递消息。用暗号编码的警告和指示将通过常规的短波无线电广播来传送。
　　例如，短语“东风雨”（East wind  rain）就意味着很快将会与美国交恶。“北风云”意味着苏联，“西风晴”可能是指代英国。为了避免弄错，“风暗号”消息将使用规定的形式和重复的方式使其具有独特的格式。
　　接下来要说的是关于一条臆测的、并会让人抓狂的有关“风暗号”的消息，它原本可以让美军做好准备。在20世纪40年代，一位海军情报军官劳伦斯•F.萨福德上尉（Capt.  Laurance F.  Safford）宣称，一条包含有上述三个单词的“风暗号”短语消息早在1941年12月4日就被破译了出来，破译后的情报向人们展现了这样一条线索：战争即将开始。
　　在国会听证会上接受过质询后，萨福德上尉便无法再证实他所说的一切了。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摘要中写道，萨福德“不断改变他的故事，他的‘证据’只不过是一些臆造、猜测、记不清了、搜集的谣言和充斥着纯粹的错误的观点而已”。
　　这个故事在20世纪70年代又发生了“反转”。当时，一位前美国海军负责截获摩尔斯电码的操作员拉尔夫•布里格斯（Ralph  Briggs）说，他的确在1941年的12月4日接收到了一条“东风雨”的消息。他的证词有多处经不起推敲的地方，而且他也无法提供任何证据。尽管如此，托兰还是把他的话当成一个可信的来源而引用了。

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2月8日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一个耻辱的日子》的讲话，在他后面的是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和众议院议长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位于罗斯福左侧的是他的长子詹姆斯•罗斯福，战争期间，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小罗斯福由于作战英勇而荣膺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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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的确有过一条关于“风暗号”的消息。这条消息是在12月7日华盛顿时间下午7点02分广播的，这已经是珍珠港遭受袭击后六个多小时了，短语代码是“西风晴”，意思是日本与英国的关系处于危险之中。这条消息不是关于珍珠港或美国的。
　　然而，即便如此，所谓“风暗号”对战争的暗示──就像截获的无线电信号和罗斯福的秘密计划一样──始终生活在那些“修正主义者”的信仰里。

飞向希凯姆机场的B-17轰炸机发现空中出现了两架奇怪的飞机——日军的D3A俯冲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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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沉睡在清晨
　　守卫夏威夷群岛主要是肖特的工作，但肯定也是金梅尔的任务，因为海军需要分担侦察和巡逻的责任。金梅尔和肖特都说，如果他们知道更多的情报，或者他们有更多的资源的话，他们肯定会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另一方面，他们都接到了充分的一般性警告，而且，处在他们这种层次上的指挥官即便在没有来自华盛顿的详细指示的情况下也应当保持适当的警惕和防御。此外，他们也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手头上所拥有的资源。
　　金梅尔和肖特一直在大声地抗议，称他们没有足够的飞机在夏威夷周围进行360度的侦察。金梅尔的PBY“卡特琳娜”水上飞机只能覆盖该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金梅尔对侦察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南部，因为在那里有他的航空母舰。舰队适合在海上寻找和击败敌人，而不是保卫珍珠港。
　　肖特指出，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架远程B-17轰炸机，而且他还声称他麾下的B-18飞机的作战半径是300英里（约480千米）。事实上，如果不携带炸弹负载的话，B-18飞机可以获得超过500英里（约800千米）的作战半径。

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的B-18“大刀”式轰炸机（Douglas B-18  Bolo）是一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航空队及加拿大皇家空军的轰炸机。B-18是由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以DC-2飞机为蓝本设计而成的，是一款可用于战斗巡逻的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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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无法配备完整的巡逻兵力，金梅尔和肖特便选择了几乎什么都不做，特别是在西北方向上──这恰恰是敌人最有可能前来发起攻击的方向。日本情报机构在11月22日报告称：“美国的空中巡逻在瓦胡岛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开展得非常好，但在岛的北部则普遍开展得不足。”
　　肖特一再被告知，保护太平洋舰队是他的主要和最重要的使命，但他反对这种理念。“在他的心目中，肖特认为太平洋舰队的存在是保护他的驻夏威夷陆军部队的，反之亦然。”普兰奇这样说道。
　　更有甚者，肖特认为主要的危险是破坏活动，而不是敌人的攻击。他让驻夏威夷航空队的技术人员们离开他们的日常职责，把他们当成步兵进行跨兵种训练，然后让他们在机场和其他地点进行警戒工作。
　　肖特还把飞机从那些受保护的机库中移了出来，并把它们紧紧地集中排放在机场的中央，目的是为了便于守卫。飞机上的弹药都被装箱并存放在了仓库中。12月7日，美军停放的飞机几乎是翼尖挨着翼尖，这对日本人而言是再方便不过的攻击目标了。日军通过直接攻击那些存放有弹药的机库也取得了极大的战果。

在第二波攻击中被高炮击落的一架D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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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前一年的不列颠之战中，雷达是英国皇家空军击败纳粹德国空军的一大关键因素，但这显然没有给夏威夷群岛上的这些美军指挥官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美国陆军在瓦胡岛北岸的奥帕纳角（Opana  Point）部署有六台机动式雷达，但在肖特的命令下，这些雷达只准在早上4点至7点之间开机。
　　1941年12月7日，有位雷达操作员想要进行一些额外的练习，这导致他在早上7点02分捕捉到了位于瓦胡岛以北136英里（约220千米）处日军第一攻击波的轰炸机群。但由于位于沙夫特堡（Fort  Shafter）的情报中心在人手配置方面处于最低限度，因此忽略了雷达操作员的报告，并认为这位操作员的判断是一个错误。
　　这其实不会导致太大的区别，因为惠勒机场上的那些驱逐机联队都在度周末了。在经过一周的艰苦训练之后，海军的人员也在岸上自由地活动，在港舰艇上的高射炮并未进入有效的警备状态。

对珍珠港展开肆意攻击的日军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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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次调查
　　有相当多的高级军官认为金梅尔和肖特在这种情况下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并被不公平地挑选出来承受众人的谴责。在他们的支持者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军上将威廉•F.哈尔西海军上将（Adm.  William F. Halsey）、前海军作战部长詹姆斯•L.霍洛威海军上将（Adm. James L.  Holloway），以及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托马斯•H.莫雷尔海军上将（Adm. Thomas H. Moorer）。
表1.“珍珠港事件”发生前有关方面对情报的了解情况

时间	情报	华盛顿方面	金梅尔	肖特
1941年10月9日	“秘密轰炸网格坐标图”的消息	Y
1941年11月26-28日	“风暗号”的消息	Y	Y
1941年11月27日	“战争警告”的消息	Y	Y	Y
1941年12月1日	航母呼号的改变	Y	Y
1941年12月2日	“消失的航空母舰”	Y	Y
1941年12月3-6日	日本人销毁密码本和密码机	Y	Y	Y
1941年12月6-7日	分成十四部分的电报	Y

注：标有“Y”者表示知晓，空白项为不知晓。上述“日本消息的日期”以情报被破译并被美方官员接触到的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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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根据当时正居住在他所在的州的金梅尔家人的请求而要求国防部重新审理这桩案件。从1941年算起，这已经是金梅尔的家人第十次提出这样的请求了。这次调查由负责人事和战备的国防部副部长爱德华•L.多恩（Edward  L. Dorn）领导。
　　多恩在1995年12月公布的报告结果并不是瑟蒙德想要的。虽然该报告承认这场灾难的责任不应该完全落在金梅尔和肖特的身上，但该报告也称他们二人不能免除责任。
　　“海军上将金梅尔和陆军中将肖特所拥有的情报足以让他们采取更高级别的警戒措施，而不是他们在实际中所选择的维持现状那样”，报告中这样写道。“采取不同的选择也许不能发现敌人的航母舰队，也许无法防止攻击，但不同的选择──对手头上的资源进行不同的分配──是可以减轻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的。”
　　多恩的报告得出结论说，金梅尔和肖特并不是不公平的官方行为的受害者，报告也不建议在退役名单上恢复他们原有的军衔。对金梅尔和肖特的结论没有任何改变。
　　 1999年，参议员小威廉•V.劳斯（William V. Roth Jr.，特拉华州共和党人）和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特拉华州民主党人）回应了在他们选区的金梅尔支持者，他们赞助了一项无约束力的决议以赦免金梅尔和肖特。这项“无约束力的决议”在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获得通过，但国防部拒绝采取行动。2015年，美国海军又一次拒绝了赦免金梅尔和肖特的呼吁。

“亚利桑那”号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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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活动在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珍珠港事件”留有切身记忆的人和人们对它的反应逐渐减少。“珍珠港事件”给人们的感觉越来越遥远、越来越不强烈了。
　　关于“珍珠港事件”的书籍和文章还在相继出现。传统的解释依旧大行其道，但是阴谋论者们已经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适合他们胃口的新论坛。
　　  2014年，在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大学生中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这些“千禧年一代”对“珍珠港事件”只有有限的兴趣和了解。对他们来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具有更大的意义。
　　 1994年，美国国会宣布12月7日为“国家珍珠港事件纪念日”（National Pearl Harbor Remembrance  Day），这一天的习惯是降半旗，但它并非一个官方的法定假日。在这一天，政府办公室、学校和企业都不会关门。
　　位于珍珠港的国家公园参观者服务中心（National Park Service visitor  center）每年都会吸引150万游客前来参观。每年12月在历史遗址上举行的周年纪念活动仍然以日军的攻击和丧生的美国人为中心，但纪念活动的基调已经改变了。
　　在珍珠港即将举行的75周年纪念活动（译者注：本文发表于2016年）的主题将与去年相同──“和解之路：从交战到和平”（Pathway to  Reconciliation: From Engagement to Peace）。国家公园参观者服务中心对此的解释是：“重点关注美日之间友谊的重建和巩固。”

今年珍珠港纪念活动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