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苏联人造卫星逼出来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万磁王

原文标题《“斯普特尼克1号”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诞生》
原作者：Roger D. Launius


航天时代的开始
　　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苏联大使馆在1957年10月4日这天举行的晚间招待会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这只不过是一场为期一周的一系列国际科学会议的完美的结局部分而已。同时，在这个到处充斥着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国际阴谋的、专门利己的冷战世界里，这次招待会也是一个机会，一个收集国家安全情报和搞搞对手之间的寻求优越感的小把戏的机会。但这一次将远不同于以往——寻求优越感的小把戏还在继续，但势头却庞大得多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苏联人在那天晚上发表的公报改变了整个冷战的进程。
　　约翰•P•哈根（John P.  Hagen）博士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想和几位苏联科学家——那些他在国际科研机构常年的交往中视为私人朋友的人——交流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努力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上天的真实感受，这也被认为是国际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IGY）研究工作的一部分。哈根是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一位资深科学家，当时他正在领导为国际地球物理年准备的、代号为“前卫计划”的美国卫星发射工作。项目进度落后于预定计划，预算也超支了。苏联那边的情况也是这样吗？还是会按预定计划在1958年发射卫星升空？
　　哈根上周累得筋疲力尽。从星期一（1957年9月30日）开始，被称为CSAGI（“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的国际科学组织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召开了一场为期6天的会议，会议主题为针对“国际地球物理年”而进行的火箭和卫星研究。来自美国、苏联和其他五个国家的科学家开会讨论了他们各自的计划，并拟定了共享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的协议。然而，苏联人在会议上所作的种种暗示却把整个会议变成了一场如痴如醉的炒作。一些苏联官员暗示，他们很可能在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之内发射自己的科学卫星，正如他们公开宣传的进度那样。哈根担心，科学家谢尔盖•M•波洛茨科夫（Sergei  M.  Poloskov）的副手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发言——苏联正处于“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前夜”——并不是夸夸其谈或外交客套话。他想，对他的“前卫计划”和美利坚合众国而言，苏联人第一个发射卫星将意味着一个怎样的“惊喜”？

约翰•P•哈根博士，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上世纪50年代代号为“前卫计划”的美国卫星项目主管，1958年成立NASA后担任主管航天事务的主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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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根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等待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下午6点稍早，招待会就已经在大使馆二层的宴会厅里开始了。在接到华盛顿分社社长的一通疯狂的电话之后，沃尔特•沙利文（Walter  Sullivan），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也参加了招待会。沙利文听到，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刚刚宣布成功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世界上第一颗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人造卫星。回到会场后，沙利文找到了理查德•波特（Richard  Porter）——美国IGY委员会的成员——并低声告诉他说：“苏联人的卫星上天了。”听到这个消息后，波特那张原本就很红的脸膛变的更红了，虽然他之前也怀疑过“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迫在眉睫。他在科学家、政治家、记者、闲杂人员和间谍组成的人群中到处穿梭以寻找劳埃德•伯克纳（Lloyd  Berkner）——CSAGI在美国的官方代表。
　　当被告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伯克纳带着他那种优雅的南方绅士风度所特有的魅力对此作出了反应。他拍了拍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我希望宣布一个公告。”他说道，“我刚刚被《纽约时报》的人告知，一颗苏联卫星现在正运行在距地面900千米高的轨道上。我希望向我们的苏联同行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在宴会厅的另一侧，哈根的脸变得苍白。将“前卫”卫星送入太空的努力被苏联人击败了。难道他们真的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就像他们的领导人大声地向每个人所宣称的那样？难道他们真的要埋葬我们，就像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联合国所宣布的那样？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尊重，我们能做点什么？

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这个长着辫子的金属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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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根在“斯普特尼克1号之夜”（后来人们就这样称呼1957年10月4号的那个夜晚）里所感受到的那种内部风暴在随后的日子里一直回荡在美国公众之中。即便在事件发生隔了两代人的时间之后，任何言辞仍然难以传达美国对苏联卫星所作反应之激烈。从1957年10月5号起，唯一被用来描述公众精神状态特征的恰当的词语是“歇斯底里”。在对哈根的问题给出的答案上，美国社会败得一塌糊涂，接踵而至的是集体的心理动荡和反省。几乎在同时，两个被用来定义时间的词进入了美国人的词汇库：“前斯普特尼克1号时代”和“后斯普特尼克1号时代”。另一个迅速替换了更早之前有关时代的定义的短语是“太空时代”。随着“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太空时代降临了，从此以后的世界也将变得大不相同。
　　1957年10月4日，“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由位于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境内丘拉塔姆镇附近沙漠中的拜科努尔火箭试验基地发射升空。这颗卫星引发了与它的实际大小极不相称的、可怕的反应：这是一颗直径22英寸（约56厘米）的铝质金属球，尾部带有4根弹簧伸缩的鞭状天线，质量仅有183磅（约83千克），沿一条椭圆轨道运行，每96分钟绕地球一周。它携带有一部按固定周期发出信号的小型无线电信标仪，而且它还能通过遥测技术手段确认地球表面上的精确位置。一些美国的冷战斗士认为，这是苏联人为他们的弹道导弹获取瞄准信息的一种方式，但事实似乎并不是这样。发射3个月后，1958年1月4日，这颗卫星从轨道上坠落。

“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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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参加IGY招待会的科学家们立刻奔赴苏联大使馆的屋顶好一睹天空。他们无法用肉眼看到卫星。事实上，在任何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之前，“斯普特尼克1号”就已经在很容易就能探测到的距离上2次穿越美国上空。第二天清晨，在IGY的会场上，苏联的首席代表，阿纳托利•A.布拉贡拉沃夫（Anatoly  A.  Blagonravov）解答了火箭发射和卫星的有关细节。本届CSAGI会议正式就他们的科学成就向苏联科学家表示祝贺。然而，许多美国科技界和政界的人士清楚地知道但却未能说出口的是，苏联为共产主义世界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而且它现在可以合法地宣称它在卫星这一关键的技术领域居于领先地位。一夜之间，苏联的国际形象大为提高。
　　尽管艾森豪威尔总统及其政府中其他的头头脑脑们也向苏联人表示了祝贺并试图淡化这一成就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低估了公众对这件事的反应。“斯普特尼克1号”的发射对美国公众的意见产生了“珍珠港”般的影响。这是一次危机，这次打击将每个人都带入了太空时代。这一事件创造了一种技术上的“差距幻觉”，并为航天事业、技术和科学教育项目支出的增加和成立新的联邦机构管理航空航天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动力。苏联人不仅第一个进入了太空轨道，而且“斯普特尼克1号”的质量接近200磅（约91千克），与之相比“前卫”计划打算发射的首颗卫星仅有3.5磅（约1.6千克）。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冷战环境下，这种能力上的差距会造成非常危险的影响。

“前卫”计划的首颗卫星“前卫”TV3只有可怜的1.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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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普特尼克1号”的影响逐渐消失之前，苏联人再度出手。还不到一个月，1957年11月3日，苏联人发射了搭载有一条名为“莱伊卡”（Laika）的小狗的“斯普特尼克2号”。虽然第一颗卫星的质量还不到200磅（约91千克），但这次的航天器却重达1  120磅（约508千克）且在轨道上运行了接近200天。

“斯普特尼克2号”及其搭载的小狗“莱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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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还是落后，这是个技术问题
　　约翰•哈根等人在“斯普特尼克1号之夜”提出的担忧在苏联人获得了随后的航天飞行成就后进一步加剧，并开始经历一段漫长的酝酿期。纵观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历史，如果说美利坚民族只有一个特点的话，那就是他们对技术以及技术能够帮助他们获得什么的热情。历史学家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写道，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用技术把一片旷野改造成了他们的“山巅之城”——“把自己甩进技术的洪流中，他们在这片激流中高兴地欢呼，当他们走出这条激流时，他们就会大声地向每个人宣布，这就是他们的命运”。从那时起，美国就作为一个技术开创者所组成的国家而为人们所知，这些“技术开创者”能够运用这种能力制造奇迹般的伟大机器和使这些机器运转的零部件。
　　敏感的外国人可能会迷恋于美国那种伴随着自由和多元化的政治及社会发展，但他们更迷恋美国的技术。美国不仅是拥有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国家，而且也是拥有托马斯•爱迪生、亨利•福特、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以及曼哈顿工程的国家。这些人物与成果加强了美国人中间那种“他们的国家是世界科技巨头”的信念。而苏联人“斯普特尼克1号”的成功发射以一种非常根本的方式提出了“美国人的技术是否仍然先进”的问题，同时也让人质疑美国在诸多其他正在同苏联展开竞争的领域内的能力——在这些领域的落后将对美国的威望造成更大的打击和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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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斯普特尼克1号”的回应
　　在20世纪50年代，技术和科学的进步、与苏联的政治竞争、再加上在太空飞行方面的公众舆论的改变组合在一起，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影响着公共政策向“赞同一种积极的太空计划”的方向转变。这具体体现在1952年的时候CSAGI（“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首字母缩写）开始策划一个国际科研项目以研究地球物理现象。委员会决定，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12月31日将是重点时期，这部分是因为预计此时太阳活动将会加剧。在1954年10月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另一项决议，呼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IGY）期间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以帮助对地球表面进行测绘。苏联随即宣布计划将一颗“IGY卫星”发射入轨，并几乎确信美国会做出反应。而这一点，同军用卫星计划一起，共同为纵贯整个1958年的绝大部分航天工作设置好了“应办事项”和“舞台”。第二年，美国宣布了“前卫计划”——美国人自己的IGY科学卫星项目。
　　在紧随“斯普特尼克1号”和“斯普特尼克2号”而来的轰动中，不少人因为美国被苏联领先而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斯普特尼克1号”危机让“艾森豪威尔是个微笑的低能儿”的流行观点在许多人中得以强化，认为这是“什么也不做”“玩高尔夫球的总统不善于管理事务”的又一个例证。密歇根州州长、民主党人G.曼宁•威廉姆斯（G.  Mennen Williams）甚至写了一首关于此事的诗：

哦，小小的“斯普特尼克1号”，越飞越高，

带着由莫斯科制造出来的滴答声，

你告诉全世界这是一片共产主义的天空，

而山姆大叔却睡眼惺忪。

你在轨道上大声地说，

克里姆林宫知道这一切，

我们希望我们那位“高尔夫球手”也知道得足够多，

好让我们也拥有自己的“斯普特尼克1号”。

　　同样在1957年10月4日夜里，民主党人、德克萨斯州州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B.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正在他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牧场”中出席一场私人性质的烧烤聚会。聚会期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斯普特尼克1号”发射的消息。他当时正和他的客人就有关牧场和附近的佩德纳莱斯河等话题开展“夜话会”，但只要一想到苏联人的胜利，约翰逊的脑子就又回到了天上。他回忆道，“现在，不知何故，从某些新的视角来看，天空看起来似乎是苏联人的。我仍旧记得，在意识到另一个国家有可能获得针对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技术优势时候的那种巨大冲击。”
　　约翰逊意识到必须为这个问题做点儿什么。1957年11月25日，他通过参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分委员会召开了听证会，目的是在“斯普特尼克1号危机”之后对美国全部的国防和航天计划进行反思。分委员会发现在航天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资金短缺和难以理解的组织混乱。分委员会批评了总统和共和党。约翰逊的副手之一，乔治•E.里迪（George  E.  Reedy）这样概括许多美国人的感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再也不能认为苏联人在技术方面比我们落后了。他们花了四年的时间赶上了我们的原子弹，九个月赶上了我们的氢弹。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地追赶他们的卫星。”
　　毋庸置疑，约翰逊所强调的观点固然是合理的，但同时他也承认，他是在利用“斯普特尼克危机”所造成的政治机遇。在冷战早期的岁月中，共和党始终站在民主党政府的对立面上，而且在1949年还就“丢掉中国大陆”一事指责哈里•S.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再次对杜鲁门总统大加鞭挞。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曾利用这些事件，以及其他一些既严肃又可笑的事件，大骂民主党政府的表现过于软弱，并称这实质上是在让“红色威胁”征服世界。共和党人把这些议题转变成了政治资本，并最终在1952年把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推上了总统宝座并使共和党人在国会中占据了多数席位。而现在，政治包袱背在共和党人肩上，而且民主党是存在击败共和党的可能性的——当年共和党就是用“在与苏联的对抗中表现不利”来有效地对付民主党的，现在轮到民主党用这一招来对付共和党了。
　　面对此情此景，艾森豪威尔政府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恢复在国内和国外的威望信心。作为第一项切实的、意在对抗苏联人在空间技术方面明显的领先地位的努力，白宫宣布，美国将于1957年12月6日实验性地发射一枚“前卫计划”的助推火箭。媒体受邀观摩发射全过程，以期此举能够帮助恢复公众的信心，但最终这却成了场一等一的灾难。在点火过程中，火箭从发射平台向上飞行了大约3英尺的距离，期间一直抖个不停，最终在一片火光中解体。一直在疯狂地进行火箭飞行准备的约翰•哈根博士的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然而，在第二次测试飞行之后，他的士气更加低落了。1958年2月5日，“前卫”运载火箭上升到四英里（约6.4千米）的高空，然后发生爆炸。在这次公开直播的发射失败后，哈根博士哭了，他的一些同事也认为他的职业生涯从此结束了——哈根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一项重要的职务。
　　在这场危机中，美国陆军所依赖的是帅气而又富有魅力的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及其率领的由二战后移居美国的德国科学家组成的火箭团队。他们重新启用了一项在早先的IGY卫星项目中被“毙掉”的计划——“探索者计划”，从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太空飞行。在经历了两次发射失败之后——这两次失败令观察者担心美国也许永远无法复制苏联在太空飞行领域的成功，1958年1月31日晚上10点55分，“朱诺1号”运载火箭搭载着“探索者1号”人造地球卫星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地面观测站的记录表明火箭飞越了大气层顶部，但人们还得继续等待以便确认卫星是否准确入轨。

“朱诺1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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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身在五角大楼并正与美国国防部的其他官员为新闻发布会做准备的沃纳•冯•布劳恩从卡纳维拉尔角接到消息：火箭已升空，并且根据来自“探索者1号”的遥测数据推算，卫星信号应该在午夜12时41分被位于西海岸的跟踪站准确地接收到。12时41分来到了，12时41分过去了，布劳恩仍然未等到来自卫星的通讯信号。最终，在午夜12时49分，卫星才姗姗来迟：来自喷气推进实验室（JPL）跟踪站的消息证实了“探索者1号”已从人们头顶上飞过。时间上的延迟无非表明卫星的轨道比预期的高了一点点，因此卫星需要花费更长的周期来跑完多出来的路程。

“探索者1号”人造卫星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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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星携带有一部小型仪器，其实就是一部盖革计数器，用以测量环绕地球的辐射情况。该设备由詹姆斯•A.范•艾伦（James A. Van  Allen）研制，此人是依阿华大学的一名物理学家。从这台仪器中得到的数据验证了地球磁场的存在，并发现了后来用“范•艾伦”的名字命名的地球辐射带。这些现象部分说明了地球大气是带电的，也提示了太阳辐射抵达地球后的情形。当天——1958年2月1日——晚些时候，在美国国家科学院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冯•布劳恩，范•艾伦和喷气推进实验室主管威廉•皮克林宣布卫星发射成功。第二天一早，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均出现了那幅有标志性意义的照片：在庆祝美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发布会上，冯•布劳恩，范•艾伦和威廉•皮克林三人面带微笑，共同将“探索者1号”卫星的全尺寸模型高举过头顶。在此期间，“前卫计划”也获得了额外的资金以加速科研活动。最终，“前卫1号”卫星在1958年3月17日发射入轨，“前卫1号”确认了“范•艾伦辐射带”的存在，并测量了辐射剂量的大小。

冯•布劳恩、范•艾伦和威廉•皮克林三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共同高举“探索者1号”卫星模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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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诞生
　　随着“探索者1号”的发射，一些施加在艾森豪威尔政府身上的、要求对苏联成功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做出回应的政治压力也骤然减轻了许多，但政府结构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了。作为这场发生在1957-1958年冬季的危机的直接产物，政府与国会领袖共同提出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致力于探索太空的联邦政府机构”的立法草案。在此期间，众多议案纷纷涌现，其中最难以接受的——至少从艾森豪威尔的角度来看是难以接受的——是这样一个计划：成立一个科学技术部。该计划的提出者是阿肯色州民主党众议员约翰•M.麦克莱伦（John  M. McClellan）和明尼苏达州民主党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ery）。然而，其他那些不那么雄心勃勃的计划同样也被艾森豪威尔拒绝了。
　　转折发生在1958年2月4日。此时的艾森豪威尔再也等不及了，他指示他的科学顾问詹姆斯•R. 基利安（James R.  Killian）召集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提出一项计划，意在组建一个新的主管航天飞行的组织机构。在对建立一个新的民用航天机构进行了数月的仔细考虑之后，经过PSAC与国会议员们的共同努力，很快，他们就提出了一份提案。该提案建议，将所有非军方的太空探索工作全部置于一个强有力的、名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咨询委员会（NACA）”（后被重新命名为NASA）的机构的管理之下。
　　NACA成立于1915年，旨在促进美国航空业的进步。长期以来，NACA一直是个微小而又松散的组织，一个以其技术竞争力和非政治化的文化而著称的精英组织。20世纪50年代，该组织同样也涉足了与航天研究和工程相关的领域，并在航天任务组的罗伯特•L.  吉尔鲁思（Robert L.  Gilruth）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虽然是个彻头彻尾的民间机构，NACA与军方在工作上却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帮助军方解决与航空相关的研究问题，并探寻如何将这些问题应用到民用方面。NACA的民间性质、在技术活动方面公认的卓越品质，以及它留给人的低调、以研究为中心的印象都使其成了一个颇有吸引力的选项。它可以在不加剧与苏联冷战的紧张程度的情况下，圆满地完成艾森豪威尔所期望的紧张的工作要求。

NASA的前身——NA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