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航母引发的“美国海军上将造反事件”

万磁王

作者：《空军》杂志主编约翰•科雷尔（John T. Correll）
翻译：李昭辉
原文刊载于2018年7月刊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
来自空军之翼

　　译者注：本文原文刊载于2018年7月刊的美国《空军》杂志（AIR FORCE  Magazine）上，原作者是《空军》杂志主编约翰•科雷尔（John T. Correll）。科雷尔曾担任过18年的《空军》杂志主编。译文所配图片有改动。
　　“美国海空军关于军种角色和使命任务的争执在1949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

表现美国海军“合众国”号航空母舰（USS United  States）设计理念的一幅图片，出现于1948年。该舰被要求设计成一艘能够起飞装备原子武器的大型轰炸机的全通甲板超级航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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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概述
　　在铺设龙骨短短几天之后，美国军方就取消了海军的超级航母CVA-58“合众国”号的建造计划，此举被视为是引发1949年“海军上将造反事件”的导火索。
　　整个事态犹如一个已经准备好被点燃的火药桶。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那段时期，美国海军已经对“一个单独的国防部即将统一管辖各大军种”一事感到担忧，之后更是感到震惊。空军的崛起对海军航空兵来说不啻是一大挑战。
　　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海上对美国构成威胁。由于海军所扮演的传统角色的重要性已经减弱，因此其担心它可能会被降级为“次要军种”。
　　此时美国的战略重点放在原子武器上，但这是空军的职责范围。在1948年召开的基韦斯特会议（Key West  conference，译者注：“基韦斯特会议”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美国国防会议，于1948年3月11日至14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上举行，会上美国首位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起草了关于武装部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职能的政策文件，其最突出的一点是陆海军和新成立的空军确定了航空装备的分配问题，并为今日美军中航空装备的分配奠定了基础）上，战略空中战役的任务被委任给了空军。海军方面决心推翻这一决定，并至少把部分核打击任务囊入自己手中。
　　要想做到这一点，海军就需要一款可以起飞大型轰炸机的“超级航母”。此外，海军方面还不得不“诋毁”空军的B-36轰炸机，因为这款轰炸机正在执行海军所要争取的任务。1949年4月份CVA-58超级航母的取消建造一事导致海军正式与美国空军“开战”。

康维尔公司为美国空军研制的B-36“和平缔造者”战略轰炸机。该机执行了海军想要执行的核打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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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上将造反事件”在接下来的6个月中将分阶段展开，而且是围绕着由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进行的全面调查而展开——该委员会的主席卡尔•文森（佐治亚州民主党人）是美国海军的铁杆“赞助人”和“捍卫者”。
　　国会启动这一调查是由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成员詹姆斯•范•赞德特众议员（James Van  Zandt，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策动的。赞德特众议员也是海军预备役部队的一名上校。范•赞德特众议员在国会里挥舞着一篇匿名的文章，称该文件揭露了B-36采购中的渎职行为，其中包括对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A. Johnson）和空军部长小斯图尔特•赛明顿（Stuart Symington Jr.）在政治和经济牟利方面的指控。
　　直到1949年8月份，范•赞德特那所谓的“无可挑剔的证据”才出现，其中包括海军部副部长的一位名叫“塞德里克•沃思”（Cedric  Worth）的文职助理写的备忘录，而且纯粹是基于八卦和谣言。沃思是在Op-23副手的帮助下编写这份备忘录的，Op-23是海军成立的一个特别宣传单位，负责处理战略空中力量方面的问题。
　　卡尔•文森很快就意识到，B-36项目“像猎狗的牙齿一样干净”，但他还是让调查继续进行了下去。海军方面派出了一位又一位将领来作证。他们的主要说法是，空军在B-36项目上欺骗了国家，而且当前的战略是错误的——全然不顾该战略已经得到了各军种主官的一致同意。

1949年10月6日，卡尔•文森众议员（佐治亚州民主党人，左）、弗朗西斯•马修斯海军部长、路易斯•登菲尔德海军上将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在一起，地点是华盛顿特区。

　　最后，就连备受尊重且不偏不倚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陆军上将也听够了海军那些不着边际的言论。在《华盛顿邮报》所谓的一份针对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的“不流露感情的声明”中，布雷德利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海军将领为“华而不实的家伙，他们哪怕倾其所有也赢不了这场比赛，除非他们自己当裁判”。
　　布雷德利这番话有效地将海军上将们的“造反举动”暴露在了世人面前。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登菲尔德海军上将（Adm. Louis E.  Denfeld）被解职并被他人取代。Op-23这一机构也被撤销。塞德里克•沃思也辞了职。
　　七十年后，“海军上将造反”一事作为一件“失败了的勇敢事业”而一直在海军的传统中存在着。据说，这种举动在某些方面固然是不完美的，但却是基于“一种高尚和正义的目的”而发动的。然而，历史记载的史实与此却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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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打击航空母舰”
　　1948年2月，美国海军宣布计划建造一艘“全通甲板”的超级航空母舰。这艘航母的长度为1090英尺（约332米），比“中途岛”级航空母舰还要大十分之一。其可采用升降机让舰桥降到飞行甲板以下，以便更容易地操作翼展较大的飞机。很明显，海军建造这样一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满足对战略轰炸任务的要求。海军方面经常把这个项目称为“核（打击）航空母舰”（atomic  carrier）。
　　1948年5月，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一致支持海军“放弃”超级航母。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和海军方面向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说，该项目已经获得所有军种主官的同意。陆军和空军则表示，这夸大了他们达成一致的程度。
　　同样是在1948年5月份，哈里•杜鲁门总统宣布，他打算将1950财政年度的预算保持在150亿美元的规模。而由个别军种计算的需求高达290亿美元，几乎是杜鲁门限额的两倍。
　　CVA-58的估计成本为1.88亿美元，但打造一支超级航母特混舰队所需的额外舰艇将把开支提高到12.7亿美元，相当于杜鲁门总统防务预算的8%以上。针对这艘超级航母而设计的轰炸机（该机尚未研发完毕，而且还要等到五年后才可用）又将增加5亿美元的成本。这些轰炸机将具备运载原子弹的能力，但它们的航程根本无法与空军的轰炸机相提并论。

在1949年1月20日的杜鲁门就职典礼上，五架B-36编队飞过国会大厦，凸显了美国空军对这款战略轰炸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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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8月，美国军方签订了建造CVA-58的合同。尽管对此没有多少人说什么，但海军希望最终能装备四艘采用这种设计的航空母舰。空军取消了六个飞机研制计划，共计240架飞机，以节约资金帮助完成B-36项目。福莱斯特向预算局提出了额外追加一些B-36拨款的申请，B-36这款轰炸机将安装四台喷气式发动机以增加六台活塞式发动机的动力，并增加这款飞机的航程。
　　福莱斯特于1949年3月离职，并由路易斯•约翰逊取代了他的职位，后者于当年4月份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重新对超级航母进行评估。海军自然对超级航母计划表示支持，但陆军和空军却表示反对。大多数人认为，相对于有限的战略能力而言，超级航母太昂贵了，而且战略打击也不是分配给海军的主要任务的一部分。
　　CVA-58于1949年4月18日正式铺设龙骨，但在4月23日，约翰逊发出命令要求立即停工，并在政府面前表现得是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终止了该项目。由于此举没有征求海军部长约翰•沙利文（John  L. Sullivan）的意见，后者便以辞职表示抗议，其职位也被弗朗西斯•马修斯（Francis P.  Matthews）所取代——马修斯之所以能担任这一职务是因为他愿意与约翰逊合作。

在纽波特纽斯船厂，“合众国”号的龙骨已经铺设好了

“合众国”号模型的水动力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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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的反击
　　海军在多条战线上展开了反击，他们充分利用了Op-23炮制出来的材料。Op-23是一个秘密的“研究和政策”单位，该单位于1948年12月创建，设在海军作战部长的参谋部之内，并由二战期间杰出的战斗老兵阿利•伯克（Arleigh  A. Burke）海军上校领导。

阿利•伯克，二战中著名的驱逐舰指挥官，绰号“31节伯克”，原因是在1943年11月25日的圣乔治角海战中，其率队以31节的高速（正常编队最高速度是30节）赶赴战场，一举击沉日军3艘驱逐舰（“大波”“卷波”“夕雾”），自身无一损伤。也有说法称是因为当时伯克麾下有一艘驱逐舰的锅炉出了故障，只能跑出31节，故名（这个不是很确定）

　　海军飞行员们嚷嚷着要进行一场模拟战斗，他们将试图驾驶着F2H-1“女妖”战斗机拦截并攻击一架B-36。范•赞德特将这一提案提交给了卡尔•文森。参谋长联席会议表示，B-36躲避拦截并完成其任务的能力取决于整个过程中的各种因素，而单独用战斗机对其进行拦截验证并不是一种令人信服的测试。文森对这一说法表示赞同，并没有让这个提案获得通过。
　　这场“海军上将造反”运动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原子闪电战”战略是把宝押在空军和B-36上去赌未来。事实上，这种战略并不存在，也从未提出过。1949年7月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当前的战争计划表示了强烈的支持。他们声称：“无论是就个人还是集体而言，参谋长联席会议都坚定地认为，战略轰炸的理念和现在计划的对其的运用程度是合理的。”
　　战略核轰炸作用的有效性和道德性经常受到质疑。最极端的说法来自海军航空兵器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负责人尤金•塔托姆（Eugene  Tatom）海军中校。他说：“你可以站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南北跑道一端的空地上，除了你所穿的衣服外再没有更多的保护了，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有枚原子弹在跑道的另一端爆炸也不会给你造成严重的伤害。”针对这种言论，布雷德利将军说：“海军一直认为他们应该被允许使用原子弹，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可如果它真的如你所信奉的那么无效，我很好奇为什么海军还急于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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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赞德特的指控
　　尽管如此，在1949年夏初，范•赞德特和他在国会山上的招摇之举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呼吁国会对B-36项目中有关不法行为的“丑恶、令人不安的报道”进行调查。范•赞德特说，他个人对这些报道的真实性“无法判断”。尽管如此，他却将各种指控定性为“有根据的”，并以“无懈可击的权威”为基础。他还在众议院大厅里不断重复着这些指控，因为在议会里大放厥词不会被法庭起诉。

詹姆斯•范•赞德特众议员（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

　　在范•赞德特的胡说八道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指责有以下这些（当然了，委员会工作人员很快就把被指控事件的实际情况调查清楚了）：
　　（1）范•赞德特指控生产B-36的联合•福尔提公司（Consolidated Vultee，也即后来的康维尔公司）的头头弗洛伊德•奥德姆（Floyd  Odlum）是杜鲁门总统1948年竞选活动的“重要贡献者”，国防部长约翰逊曾担任这次竞选活动的财务主席。实际上，奥德姆的“贡献”是3000美元。
　　（2）范•赞德特表示，福莱斯特拒绝批准追加生产B-36的要求，但在宣誓就职取代福莱斯特之后的“很短时间”内，约翰逊就“无比匆忙地”签署了追加生产B-36的命令。事实上，福莱斯特在离职前两周签字批准了追加生产B-36的命令；而当约翰逊宣誓就职时，命令已经发布。
　　（3）根据范•赞德特的说法，“在奥德姆先生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棕榈泉市”，赛明顿是“一位周末来访的常客”。事实上，赛明顿曾两次出现在那里，一次是由于赛明顿的飞机出于天气原因而降落到了那里——奥德姆当时不在家；另一次是因为出席商务会议而前往那里——时间总共还不到一整天。
　　（4）据称，一份与爱默生电气公司（公司之前的头头是赛明顿）合作的战时防务合同在1948年由莱特机场（Wright  Field）的弗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e）上校重新进行了谈判，这是为了有利于爱默生电气公司。沃尔夫退役后，据说住在豪华的比佛利山庄。事实上，自1945年以来，赛明顿再未与爱默生电气公司有过什么关系。沃尔夫早在1944年便从陆军航空队退役，1949年时他住在一间出租公寓内。
　　（5）范•赞德特表示，赛明顿有一个“正在进行的计划”，即一旦在预算中有更多的B-36资金获得批准，他就会立即辞去空军部长的职务，并领导一个由奥德姆建立的“巨型飞机（工业）联合体”。事实上，根本没有一个这样的计划，也没有这样一个联合体。

空军部长斯图尔特•赛明顿（左）正在与陆军部长老肯尼思•劳尔（Kenneth Royall  Sr.）、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海军部长约翰•沙利文交谈，时间是1949年

　　赛明顿对赞德特发出了回应，他质问赞德特，敢不敢把他在国会山以外的某些地点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要知道，在国会山以外说过的话可没有法律豁免权。范•赞德特拒绝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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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者气焰大减
　　到1949年8月召开听证会时，赞德特的那些“指控”没用多少时间就烟消云散了。卡尔•文森宣布，在B-36采购项目中，“没有任何、没有一星半点”证据可以证明存在“官商勾结、欺诈、腐败、徇私或偏袒”。范•赞德特那些煽动性言论的唯一来源是当地和其他地方的报纸，也就是他所谓的“匿名备忘录”。
　　美国空军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而且把这一切告诉了卡尔•文森——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曾联合联邦调查局追踪并查到了打印这些材料的打字机，文森听后让塞德里克•沃思站出来接受质询。
　　沃思以前是一名电影编剧（参与创作的电影有“The Corpse that Knew Everybody”和“The Trail of the  Serpent”等），后来成了海军部副部长丹•金布尔（Dan A.  Kimball，译者注：就是那个说“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的人）的一名助理。沃思立刻向文森承认，是他写了这篇文章。“我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而且我现在后悔莫及”，他这样说道。

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金布尔，就是此人说“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

　　海军方面的一个调查法庭随后发现，Op-23的副手托马斯•戴维斯海军中校（Cmdr. thomas M.  Davies，此人因在1946年创造了一项航空距离纪录而出名）帮助沃思撰写了这篇文章，而且借鉴了他所听到的“军官闲话”。戴维斯说，他根本不知道沃思打算散播这些消息，而据一位国会议员说，这些消息被一位现役海军军官“在整个国会山大肆传播”。
　　“我没有指控或者诬告”，范•赞德特这样说道。“我只是向众议院重复了那些传言，当然了，那些传言遍及华盛顿，影响了军心。”尽管如此，卡尔•文森还是拒绝了终止这一调查的建议，因为海军方面告诉文森说，这涉及潜在的战略问题，他们需要让更多的人接受“听证”。
　　与此同时，当年8月份，国会通过了1949年的《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完成了武装部队的联合统一，原先的“国家军事部”（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被一个更加强大的国防部所取代。个别军种部门失去了他们的“内阁”地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在此之前一直是非正式的。陆军上将奥马尔•布雷德利被任命为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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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上将们的“群体事件”
　　海军部长马修斯恳求该军种在听证会上深入检讨自身的问题，而不是攻击空军。然而，马修斯在那些心怀不满的海军将领中没有任何威望可言。布雷德利说：“他们（海军将领）一直在用私下或桀骜不驯的公开言论来煽风点火，攻击约翰逊的预算削减，攻击空军，攻击B-36轰炸机以及核报复战略。”
　　海军方面主要的鼓吹者是富有个性的阿瑟•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海军上将，他是海军航空人员出身，时任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他称B-36是“十亿美元的大错”，是“原子闪电战”的象征，通过大规模杀伤人口而获得“廉价且轻松的胜利”。

1949年，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船厂的工人们正在为“合众国”号超级航空母舰铺设龙骨和最初的外板。开工五天后这艘航母便被取消建造了

　　一大票海军将领——无论是现役的还是已退役的——都纷纷站出来作证，但占据着报纸头条的却是小约翰•克罗梅林（John G. Crommelin  Jr.）上校，他是联合参谋部的一名海军航空人员，其曾召开新闻发布会说“美国海军正在被系统地、有意地毁灭”。克罗梅林也因此成了海军中的英雄人物，他赞扬塞德里克•沃思“富有爱国主义和无私的最高动机”。就连传奇般的退役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也说，克罗梅林“值得所有海军军官的帮助和尊重”。
　　海军作战部长路易斯•登菲尔德海军上将在整个夏天把摊子甩给别人，自己亲手扛起了进行这场宣传战役的大旗。他在1949年10月13日出席听证会时说：“出现了一场有条不紊的运动，旨在将海军降格为运输队和反潜军种”，而且“我不认为高空战略轰炸会让我们实现战争目标”。
　　一周后，布雷德利将军受够了海军，也受够了那群“哪怕倾其所有也赢不了这场比赛，除非自己当裁判”的“华而不实的家伙”。他说：“我认为，公开听取少数不受法律机构制裁的军官的不满情绪……对我们的国防、我们在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地位、我们国家政策的立场以及美国人民对我国政府的信心都造成了无限的伤害。”布雷德利的这番话对“海军上将造反事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杜鲁门总统根据马修斯海军部长的建议，于10月27日解除了登菲尔德的海军作战部长职务，并让没有参加这场“造反事件”的福莱斯特•谢尔曼（Forrest  Sherman）海军上将替代登菲尔德出任海军作战部长一职。

奥马尔•布雷德利陆军上将，美国首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在追踪新闻泄露事件后，来自海军督查长（Navy Inspector  General）办公室的一个小组被派出对Op-23的文件进行无通知检查。由于海军作战部长办公室的一个家伙悄悄地告了密，导致Op-23得以将最敏感的文件从文件堆中取出来，并在海军督查长到达那里之前将其藏在了大厅下面的一间办公室里。1949年11月3日，谢尔曼解散了Op-23，并重新安排伯克、戴维斯和他们的同事担任了其他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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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各奔东西了……
　　范•赞德特再度当选为国会议员，并一直干到1963年。他在1962曾试图竞选参议员，但没有取得成功。他在1959年以少将军衔从海军预备役部队中退役。
　　沃思辞职后又重操旧业开始写电影剧本。1957年，他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为《赤裸裸的非洲》（Naked Africa）。
　　克罗梅林继续公开批评国防部的官员，他因此受到了申斥，并在他被“无限期休假”时提前退役。他回到了亚拉巴马州，在那里试图竞选联邦参议员，但未能如愿。
　　雷德福在布雷德利之后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他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新面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坚定支持者——该战略强化了对核武器的重视。
　　伯克上校不幸在1949年12月被从升职名单中划去了，不过后来又被恢复，并在杜鲁门总统的推动下荣膺海军少将军衔。之后，在雷德福海军上将的提携下，伯克于1955年就任海军作战部长一职。
　　戴维斯在为海军服务了40年之后，于1973年以海军少将的军衔退役。
　　B-36轰炸机一直在战略空军司令部麾下有效地服役着，直到1958年。
　　美国海军得以继续建造大甲板航空母舰。1955年问世的CVA-59“福莱斯特”号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艘超级航空母舰，但是用升降机下降舰桥以获得“全通甲板”的计划被取消了。相反，“福莱斯特”号采用了呈一定角度布置的飞行甲板，舰岛偏向一边。

“福莱斯特”号航空母舰

　　这类超级航空母舰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不过却是在战区和战术行动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起飞远程轰炸机。相反，当潜射弹道导弹与空军的轰炸机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一起构成了“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体系时，美国海军终于获得了他们当年孜孜以求的核打击任务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