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军事合作

万磁王

作者：姬文波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采取军事封锁和经济遏制。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赴朝参战。1950年12月，美商务部宣布中国为“敌对国家”，并按照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将中国被列入全面禁运的Z组。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成立专门的“中国委员会”，形成所谓的“中国差别待遇”，设立“中国禁单”，即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该禁单所包括的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所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多 500 余种。1971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但美中军事关系仍然停滞不前，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也只取得有限的进展。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安全关系不断扩展深入，军事技术合作迅速展开。
        
        

        一、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对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政策和态度

        1．重视军队建设，正视差距，主张加强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央虽然估计战争风险有所减弱，但对军队建设仍非常重视[①]，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强调：“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②]同时，随着中外军事交往的进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清醒地认识到我军在国防现代化建设方面严重落后于时代，与军事先进国家的差距相当大。“（武器装备）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比较落后的,特别是在电子技术方面差距更大。”[③]“有的落后十年,有的落后二十年,有的甚至落后三十年.总之,是处于落后状态。”[④]军委领导对这种落后状态非常着急，普遍都有一种紧迫感，“国防现代化,一个是人的问题,一个是物的问题……物的问题,武器、装备,现有的东西很落后,怎么现代化,着急不着急?”[⑤]强调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争取时间,加速发展我军的现代武器,包括战略武器、常规武器.… ”[⑥]“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加强军队建设,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我军的战备水平,特别是武器装备,同一些国家的差距本来就比较大,如果不抓紧,几年、十几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很可能差距越来越大.我们有些同志的精神状态同形势的要求很不适应,说什么‘北边搞缓和,南边搞谈判,东南边搞统一’,反正打不起来,军队建设可以慢慢来。这要引起我们注意。 …要抢时间,绝不能浪费时间,军队就是为打仗而存在的。”[⑦]
        
        

        2．明确肯定应该引进外国的军事先进技术作为起点，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

        对于如何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缩短差距，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要有自知之明，我们技术水平不够，应当先引进，引进外国的新技术作为起点。“”[⑧]“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要学习和适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学习先进才能赶超先进。”[⑨]“杨成武同志去法国看了，与人家现代化指挥系统比，我们要落后得多。…..要逐步实现指挥系统的现代化，总不能拖得太久吧！自己不行，可以引进外国的新技术。当然，主要的技术他们不一定会给，但有些东西弄点回来还是可能的。”[⑩]“国防口也有个引进问题，有没有条件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的技术，自己不行嘛。” “本来水平不行，也来不及做，而且质量又不好，引进是重要的手段。” “解决途径要包括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例如“幻影2000”战斗机。”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技术引进。“引进科研手段，不仅航空工业，全国也必须加速引进一大批”。[11]“民用飞机要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合股经营也可以。我们搞出来以后，还可以向第三世界出卖嘛！关键的问题要抢时间。买产品时要买全，要同技术制造的资料结合起来。如武钢的一米七轧机就是例子嘛！说这个中国也能搞，哪个也能搞，不买，结果是浪费了钱，浪费了时间，最后还得向外国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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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1971 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改善，美国对华技术禁运有所松动。1971 年 4 月，作为改善对华关系的一个信号，尼克松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禁运，重新将中国划入 Y 组，允许向中国出口相当于对苏联出口商品70 ％。随后向中国出口了十架波音 707 飞机。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美国在改善对华关系方面裹足不前，对华技术出口政策也没有大的进展。直到中美建交，美国一直坚持对中国和苏联采取同样的出口政策，不能出口苏联的技术和产品也绝对不许出口中国。美中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基本停滞不前，美方仅对售华某些特定技术产品进行了可行性评估。
        
        摄影：Michael Hall
        
        

        卡特上台后，在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美之间的是否应建立安全关系一直存在争论，布朗和布热津斯基一直认为需要与中国进行某种防务合作，而国务卿万斯则怕惹恼苏联坚持反对意见。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1月底，邓小平访美，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卡特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着手与中国进行一些“特殊会谈”，年底，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议。

        1979 年12月底，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内部的争论解决。美国政府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1980年1月，布朗访华，“我们已在与中国人的战略关系上采取了一项重大步骤。”随后几周，国务院放宽了对三十来种支持装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作为我们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部分反应。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讯设备、运输直升机、栽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1980年4月，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类转入新的国家组“P”类，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如运输机、远距离通讯设备和军用直升机。1980年5月底，军委秘书长耿飚访问美国，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接着在1980年7月，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1980年9月，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13]

        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采取双轨政策，一方面保持同中国的交往，一方面又加强与台湾当局的联系，还在一定程度上升级了对台湾的军售。6月1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再次重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立场。他说：“我们已多次声明，我们宁可不要美国的武器，也绝不同意美继续干涉我内政，售武器给台湾。”鉴于此，中国政府推迟了副总参谋长刘华清原定于8月的访美日程。而原计划本次访美是以讨论向美国购买武器为主要内容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关系关系基本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两军功能性的合作仅限于训练和后勤方面的交往。

        1982年中美签订了《8·17公报》，中美关系有所缓和。1983年5月21日，里根总统以“双倍政策”很难衡量为由，批准将中国由“P”类改为“V”组，列入“友好的非盟国”一类。1983年5月，美国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访问中国。其访问的结果是，美国同意放宽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7种具有“双重用途”的项目的出口限制。[14]

        1983年夏，新任国防部长不久的张爱萍将军邀请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张爱萍回忆说：当时，。。。。。苏联和越南对我南北夹攻，苏联在国际上疯狂推行其霸权主义，在我边境陈兵百万。美国，自1972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先后签订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双方关系得到了改善，尽管两国军队尚未接触，但已有交往的基础，且有利益相关。如果我们与美军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既能推动军事技术上的合作，以促进我国国防现代化的建设；也能引起第二世界国家的重视。基于这些考虑，我决定近时期军事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疏通中美两军关系、加强其交往、争取军事技术合作上。[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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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9月25日，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问中国，恢复了中断3年的中美官方军事联系。访问其间，温伯格与张爱萍相互欣赏，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与张爱萍谈到军事技术转让问题时，鉴于中国方面于1981年6月曾给美国列有要求提供的若干项的一个清单，温伯格讲了其中多少项可以解决后，又谈到美国技术转让的基本政策。温伯格对加强中美军事关系态度积极。[16]

        中美双方随后就确定了两国已装备部队或正在生产和某些处于研究发展阶段的军事装备和武器系统所具有的技术水平上，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原则。随后，双方成立了参谋级别的中美军事技术合作工作组，继续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中方派出考察组赴美国考察。会后，即组成以张品为组长，贺平、贺鹏飞参加的三人小组，先头赴美考察。[17]

           1984年3月下旬,根据中国要求出售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系统的信函，[18]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同意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并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用于以下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弹药、防空雷达和导弹、岸舰反潜艇战。

        1984年6月，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回访美国，受到美方热情接待。6月12日，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FMS）待遇的文件，这样就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中国在美国对外军事销售和技术转让中的地位。自此，中国购买有关军事设备和技术转让项目，无需再经过美国会批准。[19]里根在与张爱萍会面时表示，“我们是把中国作为不结盟的朋友看待的”。[20]访美期间，张爱萍与温伯格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备忘录，这一备忘录阐明了两国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基本原则。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中提到三项特殊计划：生产一种用以对付中苏边境大量苏联坦克的反坦克导弹；制造重型火炮及弹药；为中国“旧式的歼8截击机发展成套的电子设备”。[21]此后，在两国国防部长互访后，两国军方的各个方面领导人的互访更加频繁。其中包括：1984年8月，美国海军部长莱曼访华， 11月，中国海军副参谋长陈裕铭访美。1985年1月中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上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克劳海军上将访华，这是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军官。1月底2月初，美国负责工程的海军部长助理梅尔文·佩斯利访华。10月初，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这样，两国的军事交流扩大到了海陆空三军。11月，海军司令刘华清访美。

        两国军事交流与合作以高层领导互访频繁为契机，签订大量合作协议，两军军事技术合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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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与西欧国家军事技术合作的展开

        相比较中美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坎坎坷坷，一波三折，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则较为顺利。主要原因是西欧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政治上的阻力小。早在70年代初中期，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就已取得一定突破，如在1975年12月13日，中英双方签订了中国引进英国斯贝军用发动机专利合同（斯贝发动机，中国型号定名涡扇9,配装中国“飞豹”战机），合同金额5亿英镑。

        美国对中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1979年1月，卡特总统同英国、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在瓜德罗普岛进行过一次非正式讨论，卡特总统表示，在中国购买武器问题上，西方采取松动态度，我们不会不高兴的。1979年4 月底，布朗和布热津斯基说服了万斯，要他告诉英国人，“我们不反对他们向中国出售武器，希望他们不要把这种买卖提请巴黎统筹委员会批准，在那里可能会引起争论。”[22]        

   虽然中国一直倾向与向美国引进先进军事技术，但由于中美军事关系长期没有突破，中国只能面对现实，转向西欧寻求合作。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三机部工作汇报时指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按现在这个速度不行，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美国的买不来，就到西欧去买，然后在引进、吃透的基础上再发展。”同年11月，吕东部长率段子俊、陈少中、徐昌裕副部长以及国防工办、空军、海军和企业家、专家等代表团到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访问、参观及考察，并与有关外国厂商进行了商谈。[23]这是有史以来航空工业部部长到西方的第一次考察，考察中决定首先从西欧引进电子火控设备，以提高我们航空电子的起点。[24] 1978年11月6日至17日,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陪同王震副总理出访英国。目的在于了解英国工业发展情况,探讨引进英国的民用和军用技术,加强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派刘华清同行,主要侧重于调研和探讨军用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引进问题。访英期间,参观了一些国防工厂和研究单位,与英国有关方面探讨了引进问题,签署了科技合作项目报告书。回国后，刘华清写了《英国军工技术和引进其技术的意见》,就引进国外先进军事装备技术问题的进一步落实提出7点建议.12月19日,张爱萍同意刘提出的建议。[25]

        在改革开放初期，英国是中国军事技术合作方面最重要的伙伴。

        首先是空军电子装备的的引进。１９７９年５月３０日，三、四机部联合向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报告，从英国引进电子火控系统改装歼－７、歼－８飞机。６月６日，王震副总理、邓小平副主席等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于是，１９７９年７月４日～８月９日，以陈少中副部长为团长，偕同孙肇卿、屠基达等３０人考察团赴英国，分别与马可尼、史密斯、费伦蒂三家公司，就歼－７、歼－８飞机改装问题进行具体商谈，双方明确了改装机载电子、火控系统各部件的主要性能和装机技术要求。初步商定引进马可尼和史密斯的７项电子设备改装歼－７飞机的时间表及费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７日－４月５日在上海英国设备展览会期间，吕东部长、段子俊、陈少中副部长会见了英国国防大臣皮姆等人，就中国从英国引进先进航空设备等问题进行高一级的会谈。１９８０年６月３０日，由段子俊副部长、国防工办叶正大副主任带队，空军、总参和三、四机部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到英国参加第１０轮谈判。双方正式签订了马可尼公司和中航技公司合作改装歼－７飞机，并提供平视显示、静止变流器、雷达测距器、大气数据计算机、通讯电台、照相枪等６项电子火控设备和支援合同：史密斯公司和中航技公司签订雷达高度表供货合同；共购买１２４套设备用于改装１００架歼－７飞机。１９８０年７月３１日中国政府批准上述两项合同。９月１日付给英方预付款，合同正式开始执行。[26]
        
        

        中国与英国谈判的另外一个重要项目是海军051型驱逐舰的现代化改装。在1978年王震、张爱萍同志访问英国、意大利的基础上，1979年2月、3月，第六机械工业部柴树藩部长和海军刘道生副司令员，分别率中国造船技术考察组和中国海军技术考察组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并提出从英国引进技术改装和新建驱逐舰的建设。经总参谋部、国防工办报请王震副总理同意，并呈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中英合作改装051s驱逐舰工程(简称051s工程)正式列入国家计划项目。1979年10月，由张爱萍、洪学智、刘华清、邹家华同志签报的向总参谋部、国防工办《关于从英国引进技术改装和新建驱逐舰请示》，经邓小平、李先念等四位党中央领导和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批阅同意。1979年12月，张爱萍同志向中央建议，不买鸥式飞机，专谈合作改装051驱逐舰，这样对我在南海与越南斗争也是需要的。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批示，同意张爱萍同志意见。1980年7月，总参谋部、国防工办又将051s工程的实施方案报请国务院、中央军委审批。赵紫阳、万里、薄一波、姚依林等七位国务院领导和杨得志、耿陇等五位军委常委批示同意，并指示抓紧进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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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3月，英国国防大臣皮姆访华，两国军队领导人将中英合作改装051S工程列为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重点。1981年6月，中英双方确定了051S型防空驱逐舰改进设计方案：采用高干舷甲板船型，正常排水量达到了四千吨，装备重型“海标枪”区域防空导弹，使051S型舰具有一定的海上编队区域和较强的单舰防空作战能力。1982年11月，经过长期艰苦谈判，中英合作改装051S型舰工程合同在北京初步草签。按照这个合同，在英方的协助下，中国海军将先行改装2艘051S型舰，随后自行改装剩下的6艘后续舰。1983年1月，在对引进合同进行最后审查的联合评审会议上，中国船舶总公司和航天工业部力举马岛战争中英国42型驱逐舰的表现欠佳，据理力争，表示可以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在相同时间完成国内自行研制，达到相当技术指标，而经费只需引进合同一半。更为不利的是，当时的国策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发展步伐则无法避免的要放缓。而且还有一个香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也不想被英方捏住把柄，国际形势变化之下中英的蜜月之旅也就此结束了。经过综合考虑， 1983年2月，中国政府决定将资金用于自行设计新型驱逐舰的发展，051S合同最终未获批准自动撤消。[28]

        在陆军武器装备方面中国也从英国引进了许多技术。最重要的就是“三七”系统的引进。1978年3月7日，经邓小平同志亲自拍板，中国与英国正式开始了引进L7型105mm线膛坦克炮及弹药全套生产技术的谈判。引进合同在国内被称为“三七”工程，共分两期进行。第一期引进项目包括：105mm线膛高膛压坦克炮和全套弹药（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榴弹、碎甲弹）、战斗室灭火抑爆系统、8000型电台和VIC-1车内通话器。第二期引进项目包括：扰动式简易火控系统、身管热护套、夜视观瞄设备等。这个项目意义重大，对中国陆军主战装备的发展影响深远，“在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发展我国坦克工业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先进技术，使我们跨越了某些传统技术的发展阶段，装备科研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加快了更新换代的步伐。随着先进技术的采用，我军装甲兵一方面对现有装备进行技术改造，其火力、火控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提高，可与国外先进坦克装甲车辆相抗衡；另方面，为研制新型主战坦克和配套装备奠定了基础，装甲兵装备科研开始了向更高的目标迈进”。[29]
        
        

        中国与法国的军事技术合作也进展顺利。法国积极推动对中国的军事技术出口。1978年，法国巴黎航展的举办单位邀请中国空军派代表团赴法国参观。航展之后，法方又来华积极向中国推荐幻影-2000飞机。1982年我国确定组团对幻影-2000飞机进行详细考察。代表团包括领导机关、工业部门、空军机关、研究所的同志，由空军副参谋长姚峻同志任团长。代表团有葛文墉和蒋德秋两名飞行员，准备对幻影-2000进行试飞考察。代表团到了有关厂所进行了考察。6月16、17、18、21日，两人驾驶幻影-2000B共试飞了7架次。这是为中国空军第一次亲身接触先进的第三代战斗机，为中国空军和航空工业全面了解第三代战斗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30] 1982年我空军试飞员试飞的“幻影”2000B型战斗机虽然只是“幻影”2000系列战斗机的初期型号，但在当时我国试飞员及相关行业的科研人员的感受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让长久以来一直使用俄系武器的我空军高层对当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技有了更进一层的认识。虽然法国出售“幻影”2000的意愿很强，但毕竟不便宜，而我国当时刚刚进行改革开放，国家财力有限，所以这桩交易最终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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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人还极力向中国推销“米兰”、“霍特”反坦克导弹和武装直升机。他们又是邀请中国去法国参观访问，又是来华进行实弹射击表演。[31]
        
        

        1985年11月,海军司令刘华清访问法国和美国.期间,会见了法国国防部武器装备部、航空总局和汤姆逊、马特拉、纳富科等公司的领导人,他们详细介绍了生产的武器装备情况,表示愿意发展与中国的合作。[32]不久，中国与法国签定了多项海军装备方面的引进合同。

        此外，中国与意大利、德国（西德）、瑞士等国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军事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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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1984年后，随着“忍耐十几年”政策的推行，军队现代化建设走向停滞。

        [②]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52

        [③]杨尚昆：《在全军参谋长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11月31日），《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 88-89页

        [④]杨尚昆：《在国防科工委部署规划工作和继续进行体制改革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3月10日），《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89-93页。

        [⑤]徐向前：《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月2日)，《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

        [⑥]杨尚昆：《在国防科工委部署规划工作和继续进行体制改革会议上的讲话》（1983年3月10日），《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89-93页。

        [⑦]杨尚昆：《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1983年11月19日），《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55页。

        [⑧]邓小平：同三、五、六机部负责同志的谈话（1977年12月6日），《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 ，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151-152页。

        [⑨]《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79页。

        [⑩]邓小平：同总参谋部领导同志的谈话（1978年5月13日），《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88页。

        [11]邓小平：听取三机部、空军关于航空工业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78年6月26日）《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147页、第153页。

        [12]邓小平：听取三机部负责同志汇报时的谈话（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第156页。

        [13]《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

        [14]（美）卡斯珀·温伯格：《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页。

        [15]张爱萍谈话记录，1996年9月27日。

        [16]东方鹤：《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51-1052页。

        [17]东方鹤：《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53-1053页。

        [18]（美）卡斯珀·温伯格：《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06页。

        [19]东方鹤：《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68页。

        [20]东方鹤：《张爱萍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063页。

        [21]（美）卡斯珀·温伯格：《在五角大楼关键的七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06-207页。

        [22]《美中建交前后---卡特、布热津斯基和万斯的回忆》，时事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23]《歼-7M研发及出口经验总结》，航空档案2007第5期。

        [24]屠基达：《中国歼7M战机研发内幕》，航空档案2005。

        [25]《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378页

        [26]《歼-7M研发及出口经验总结》，《航空档案》2007年第5期。

        [27]《回忆中英两国合作改装05lS驱逐舰工程》，摘自《中国舰艇工业历史资料丛书驱逐舰史料集 1950-1989》） 赖坚 余森 夏桐 潘镜英 朱继周(执笔)。

        [28]《051型导弹驱逐舰的发展历程》,载于《战场》2002年第3集（2002年6月出版）。

        [29]《莫文骅中将回忆录》第十六章，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0]葛文墉：《飞行札记》，蓝天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页。

        [31]《国产第二代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内幕》，《兵工科技》2008年第4期。

        [32]《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