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换装喷气式飞机初期，海军航空兵仍沉醉于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中。任何海军航空兵中都没有训练结构项目、详细参考手册、飞行员纪律评估，但喷气式飞机的高速性能、操纵特性和更加复杂的系统正需要这些东西，让人生畏的事故率使海军意识到自己必须做一些事情。与此同时，美国空军也遇到了坠机率增加的情况，因此组建了525人的飞行理事会，并颁布了严格的航空兵部队纪律，在查清真相后对负有责任的飞行员进行惩罚。相比之下，海军采取的措施则微不足道，它的第一个努力是组建25人的飞行安全局。
1953年，战争英雄詹姆斯·弗莱利上尉撰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关于海军飞行员安全的批评性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唯有改变文化，才能促成组织和程序的总体变化。与之相伴的是，海军航空兵引入了更多的飞行训练结构项目，并最终建立了改装飞行训练中队，为即将驾驶海军飞机的新飞行员提供了大量的和细节性指导。这些中队也将成为舰队中队的飞行和维护评估中心。海军还采取了其他各种措施来促进飞行员专业化和限制海军旧文化，其中包括对中队安全官提供日常训练、提高事故调查技术、培训医疗军士、发行安全杂志来公布安全事故和近期失误。当时海军俨然已形成了自上而下消除放任自由旧文化的风气。
但是，“战备室”文化却反对这些改变。因此，一名作者在1961年《海军飞行员新闻》的一篇文章上指出：“有些人对海军航空兵中每个人都‘用最好的方式’做每件事心存疑虑。他们害怕标准化程序的广泛采纳，认为尽管标准化有助于降低事故率，但会降低飞行员自我思考的能力和应对突发事件和作战形势变化的能力。”在1911-1947年这段时间建立起来的海军飞行员文化极端、狭隘，和以价值为中心。而且，由于两个军种在20世纪40年代末长期交恶。海军航空兵也不愿意借鉴空军的经验。
海军给予单个军官很大的责任和权力，这是海上作战的一种必要的行事方式，这种优秀的指挥与控制风格既使美国海军航空兵变得强大，也使它变得越来越恃宠而骄。在整个历史时期，相对年轻的指挥官往往能作出优秀的决定，并且对战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在中途岛海战中，海军少校威德·麦克拉斯基决定他的攻击机群飞向一艘日本驱逐舰，正是此举使他们发现了日本的航母。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新技术的使用需要新的程序纪律和集中的管理，文化却在缓慢地适应着这种变化，而许多海军飞行员也因此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无数的惨烈事故铸就了强大的海军航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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