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观：投奔解放区造飞机

飞机那点事儿

“我看国民党没有希望，不可能搞飞机、发动机。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投奔共产党、投靠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 1948年冬天，32岁的吴大观，带着妻儿和弟弟，一家四口，装扮成从沈阳逃难回来做照相馆生意的商人，由北平到天津，再到石家庄，进入了解放区。 这位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年轻讲师，专攻航空发动机研究，刚刚从美国进修归来。

接待吴大观的是聂荣臻。那天，吃的是火锅、羊肉，气氛热烈。
新中国成立刚刚一个月，中央重工业部就成立了航空工业局筹备组。吴大观被任命为组长。其后几十年间，中国航空发动机之路，与吴大观的想法思路密切相连。
喷发-1A，红旗2，涡喷7甲，涡扇6 —在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的展厅里，吴大观的作品，浓缩着中国航空发动机的发展史，他的创新，促成了中国航空发动机的每一次重大转折。
中国成为世界仅有的5个有能力研制航空发动机的国家之一，吴大观是公认的奠基者。
躲空袭时埋下航空救国梦 吴大观生于1916年，江苏镇江人。毕业于著名的扬州中学，从而得以免试进入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的昆明并不宁静，日本飞机的轰炸让这座城市陷入绝望。
本来就对航空抱有极大兴趣的吴大观，自此怀上了“航空救国”的梦想，转入了航空系。并在毕业后去了贵州大定发动机工厂，那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航空发动机工厂。
贵州大定是个不毛之地，厂房就在大溶洞里，虽然条件艰苦，但设备并不差，大都是从美国运送而来。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座只有数百人的小厂，在建厂之初，就集中了8位在海外获得博士、硕士学位的青年才俊。
1943年三四月间，蒋介石视察大定，给这个工厂题词：“我们发动机何日可以完全自制”。甚至，一天晚上8点之后，蒋介石没带任何随从，一个人翻过小山包，跑到工人的集体宿舍看望大家，见面就问：“你们睡觉了吗？”
在大定的日子，吴大观潜心研究美国莱特公司的活塞式发动机整套技术资料，全面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航空发动机工艺技术。而他第一次接触喷气发动机，则是在1944年到1947年赴美学习时期。
当时中国买了美国一家生产小型航空发动机工厂的专利，打算选出具有大学水平、能力较强的人，到美国学习制造技术。然后，购买美国的机器、工艺规程、资料，还有锻件、铸件，等这批人回国后，就可以建厂生产发动机。
同批被派往美国学习的有25个人，大定发动机工厂的有20个人。
但吴大观从没想过要留在美国。当时贫弱的中国让他牵挂。1947年，吴大观回国了。
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1947年10月，召唤吴大观进京的，是他的同学董寿莘。这个时候，吴大观并不知道董寿莘夫妇都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大观顺利成为北京大学工学院的一位讲师。就在这个时期，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大变化。
住在学校集体宿舍里，晚上电灯不好，吴大观经常去其他同事的房间聊天。但他没有想到，跟他聊天的这些同事大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就连他的助教袁永厚也是。他早已被学校里的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了。
那一次，北大在沙滩开会，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表示，北平就要落在共产党的手中，动员大家随他一起南下。但吴大观代表教师站了起来，表示：我们爱国，要留下来。
为了他的安全，地下党把他送到了解放区。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吴大观成了共产党的接管干部。当他穿着一身棉军装接管国民党的矿冶研究所时，那里还有一位在美国和他一起接受培训的同事。
被安排在中央重工业部的吴大观，曾经试图拉近共产党与国民党老专家的距离。比如，曾任大定发动机工厂厂长的王士倬就在吴大观的安排下，与重工业部的领导谈了一次话，然而结果并不理想，“谈得很不愉快，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 解放后，中国曾到英美国家留过学的航空发动机专家只有两位，一是吴大观，另一位叫做虞光裕。 1951年初，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维修战机的工作繁重而紧迫。在这种背景下，筹备已久的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由修理到制造，新中国航空工业的道路由此起步。吴大观成为当时中国航空工业从业人员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
在苏联的援助下，1954年，沈阳410厂试制涡喷—5发动机成功。而这让吴大观热情高涨，他已经打算自己设计发动机了。
但实际上，当时自己制造发动机，几乎所有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文革”前试制的三种类型的发动机，虽然都只是在原准机基础上做不大的设计变动，但除了喷发—ⅠＡ型发动机算作成功之外，其他都算不上成功。
吴大观很清楚中国航空工业的薄弱。他在自己家里设立外语学堂，让职工们学好英语。那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而苏联的资料保密的太多，相反，美国的部分资料还能够在杂志上看得到。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在吴大观的日记上，这样的字眼比比皆是。他的压力可想而知。
年轻的科研人员周晓青由于外语很好，颇得吴大观的器重。但当吴大观看到周晓青傍晚时分打篮球时，就找到他的主管领导说：“周晓青是技术尖子，别让他打篮球了。”甚至当他看到技术骨干王智忠在家洗衣服，就打趣说：“这种事应交给夫人，你应该去看图纸、查资料。”
几乎所有的科研人员都知道，吴大观没有任何生活乐趣。人们能看到的就是他办公室灯火通明。“每天都在看资料。”周晓青说，为此，年轻的科研人员们也跟着自觉加班。
“文革”时期，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而他那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造反派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在用强烈灯光照射三天三夜之后，彻底失明。
“我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其实，吴老有两大遗憾。”中航工业科技委原发动机局总师周晓青说，一个是“厂所结合”问题的纠结，一个是910发动机的下马。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贺龙。当时，贺龙主张把研究所放到工厂里，而聂荣臻则主张把研究所完全军事化。
1965年，吴大观第二次参观巴黎航展归来，在向贺龙汇报中提到：国外的工厂，都有科研机构，都搞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搞竞争。没想到，就此成为“厂所结合”主张的代表。然而，他却并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当时的国营工厂是在国家计划安排下进行产品生产的，完成生产任务是工厂的责任。西方是市场经济，企业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必须研发产品、加工生产和为用户提供售后服务。这两者的范畴和任务完全不同，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但这个波折却让吴大观处境尴尬。名义上他是“厂所结合”主张的代表者，与研究所的关系一度紧张；却又在公开场合否认自己主张“厂所结合”，与工厂的关系也未能善终。吴大观随后离开沈阳，远走西安。
那时的西安，刚刚引进了英国的斯贝发动机，正急需人才。而吴大观对斯贝发动机抱有极大的期望。也正是在他的主张下，1977年，中国花了10亿元引进斯贝发动机，几乎用光了重工业部的科研资金。
1980年5月，第一台斯贝发动机制造成功，中国在20世纪初有了一台推力适中的加力涡扇发动机，与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拉近了10年。
对方人员说，你们中国人买了我们的苹果，还想把苹果树带走。这正是吴大观心中所想，他太想搞出自己的发动机了。
主持研制涡喷7甲的气冷空心叶片时，对这项当时的国际尖端技术，他甚至撂下“狠话”： 谁研制不出来，谁的脑袋就要挂到自家单位门口。
斯贝发动机未负众望。实际上，如果没有斯贝发动机，就不会有后来的“飞豹”飞机。但是，由于引进斯贝发动机所用资金太多，当时沈阳601所吴大观曾经主持的910发动机的试制经费短缺。不久，910发动机所针对的歼9飞机下马，910发动机也停止了试制。这成了吴大观的另一个遗憾。
1982年，按照组织的安排，吴大观到航空工业部科技委担任常委。脱离了一线工作的吴大观似乎更加具有国际视野，他多次发表文章呼吁发动机要重视预研。
直到晚年，在自传中，他还在反思，经历了50年的航空发动机研究道路，有两个关键问题仍需明确：航空工业技术是否高科技？是否要有强大的科研体系？
2009年3月，93岁的吴大观去世。临终前，他拿出积蓄10万元作为最后一次“多交党费”，而在过去46年间，无论是忙于科研还是被“发配”去打扫厕所，在正常党费之外，他累计已多交党费11万多元。
（《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39期《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