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唐纳准将也是一位充满冒险精神的飞行员，他曾在1924年创下了一项世界水上飞机比赛的速度纪录，他在二战期间担任驻欧美军战略空中力量的情报主管。麦克唐纳将军后来成了美国空军参谋长的首席情报助理。克纳尔少将和麦克唐纳准将共同努力建立起了将缴获的纳粹德国空军的一切带回美国本土的组织工作体系——此举将一场原本针对德国飞机和文件的搜集活动变成了一场极其敏感的招募行动。
在德国的美军占领区，克纳尔少将和麦克唐纳准将任命的行动负责人是唐纳德•L•普特上校（Col. Donald L.Putt），普特上校是一位拥有电气学和航空工程双学位的飞行员，他刚刚完成了一项绝密的任务——对一架B-29轰炸机进行改装以便让其携带原子弹。普特上校现在被委托创建一个美国陆军航空队希望带回美国的德国科学家的清单，这份名单的制订基于“航空技术情报小组”的报告和在欧洲所做的联络工作。
普特上校的第一份名单上只列了五个名字：欧内斯特•施密特（Ernest Schmidt），他是位发动机研发专家；阿道夫•布斯曼（AdolfBusemann），他是位压缩性和超音速飞行专家，同时也是“Völkenrode”航空实验室的科学主管；西奥多•W•佐贝尔（Theodor W.Zobel），他是位空气动力学专家，他能够对机翼和涡轮叶片周围的气流情况进行拍摄；奥托•卢茨（OttoLutz），他是位工兵军官；最后是沃尔夫冈•诺基拉特（Wolfgang Noggerath），他研发出了火箭燃料和氮氧化物的加注工艺。
普特上校报告说：“在许多领域，德国人都要领先于我们……差距从2年到15年不等。”正如塞缪尔上校总结的那样，这一切都是克纳尔少将的功劳，正是他向斯帕茨将军请愿称要“在已建好的德国技术设施和人员被销毁或解散之前对其加以充分的利用”。
1945年，巴黎奥利机场上一架正在更换机翼外侧发动机的容克Ju290四发运输/巡逻轰炸机，该机已被涂上美军机徽，正正待起飞前往美国。该机的德国空军呼号是PI+PS，美军编号FE3400，并获得了“Alles Kaputt”（一切都结束了）的绰号。哈罗德•沃森上校驾驶这架Ju290从奥利起飞，途经亚速尔群岛于1945年7月28日抵达美国。这架被俘获的飞机频繁出现在弗里曼和莱特机场的航展上。1946年在该机在莱特机场报废时，人们在机翼内靠近油箱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德国制造的塑料爆炸装置
这些技术的价值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原本那个只是打算对德国技术进行快速短期发掘利用的计划最终演变成了一项对德国科学和工业企业进行整体搬迁的活动。克纳尔少将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些德国科技人员在良好的条件下会把他们的工作做得最好——所谓“良好的条件”是指他们的家属在他们的身边。克纳尔少将在写给斯帕茨将军的一封信中这样总结道：“在国家安全面前，我们丝毫用不着顾及‘骄傲’和‘脸面’的问题”（译者注：这句话的意思是美军应该放下“胜利者”的骄傲身段而向战败的德国人学习）。此外，他们也不希望这些科学家最终落在俄国人手中——同样的，他们也不希望这些科学家最终落在英国人手中，甚至都不希望这些科学家落在美国海军的手中。
随着普特上校所列的名单越来越长，他也开始把这些德国科学家往宾馆中安置。为这些德国科学家签订与美国陆军合作合同的文书工作是相当费力的，美国人在此方面的种种努力被冠以了一个新的名称：“回形针行动”（OperationPaperclip）。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需要数目庞大的回形针把大量的德国科学家的档案纸张夹持在一起。除其他事项外，美国人还需要证明这些即将到来的专家不是纳粹分子。的确，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不是，但战后的学术研究表明，美国战略情报局（译者注：Office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是今天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在某些情况下对这些德国专家中个别人的档案记录进行了“粉饰”和“美化”。
并不是每个人都欢迎这些德国专家的到来。新闻媒体的报道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复杂的反应：艾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在1946年向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写信，表示反对这项计划。1947年，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ederationof American Scientists）称这些德国专家的存在是在“侮辱”那些为这场战争而浴血奋战的人。
克纳尔少将、沃森上校、普特上校和在赖特空军基地的其他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些德国专家与政府研究机构和私营企业融合在一起。如何利用他们独特的知识需要巧妙的管理——巧妙的管理可以将德国人与项目结合在一起，使他们作出真正的贡献。
印第安纳州弗里曼陆军机场的大门标志是福克-沃尔夫Fw190的左翼。该基地作为飞行员训练机场成立于1942年，战争结束后，许多俘获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飞机在该基地进行了评估测试，甚至是公开展示。1946年基地被关闭 例如，鲁道夫•赫尔曼（Rudolph Hermann）曾协助冯•布劳恩（vonBraun）的团队建造过一个超音速风洞——超音速风洞在导弹弹翼的设计中是一项关键的实验设备，后来又成了喷气式飞机设计中的一项关键实验设备。赫尔曼先是在代顿市的赖特空军基地工作，然后是在学术界工作，最后进入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作。
确认：它起作用了
与修道院般的冯•布劳恩团队不同，来自德国的航空专家们需要与美国空军的实验室和航天工业相互融合。他们带来了崭新的视角、技术问题解决方案和采用现代设计的信心。他们当中的佼佼者不但推动了美国当时正在进行的项目，而且还影响了年轻一代的美国工程师们——他们对年轻一代美国工程师的职业生涯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久远。
这些德国专家自然会遇到一些“阻力”，对美国国务院——还有赖特空军基地的某些工作人员而言，这些德国科学家仍然是“来自敌国的人员”。
劳埃德•温泽尔（LloydWenzel）这样说道：“我发现美国实验室在使用这些德国科学家时存在相当大的不情愿”。温泽尔是一位P-38战斗机飞行员，执行过70次战斗任务，他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德语社区长大。温泽尔的军衔是上尉，他是众多根据斯帕茨将军下达的“扫货”命令而被强行征调入神秘的“回形针行动”的人员中的一个。
在塞缪尔的书中，温泽尔回忆起了当赖特空军基地的一台风洞发生故障时，人们的态度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一位名叫鲁道夫•加特（RudolphGothert）的德国风洞专家对这台风洞进行了检查，并很快使其完美地运转了起来。温泽尔这样说：“这的确让我们得以度过了最艰难的阶段。”
另一个让美国人迅速获益的方面是确认了后掠翼的有效性。在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空军基地（LangleyField），对后掠翼的研究是一项高度机密的研究项目。根据塞缪尔的说法，正是冯•卡门和阿道夫•布斯曼之间关于后掠翼测试数据的谈话才说服了波音公司的首席空气动力学家乔治•S•谢勒（GeorgeS. Schairer）接受了“后掠翼”的观念。
西奥多·冯·卡门，匈牙利裔美国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主要从事航空航天力学方面的工作，是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对于二十世纪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理论与应用的发展，尤其是在超声速和高超声速气流表征方面，以及亚声速与超声速航空、航天器的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那份有影响力的工程师的名单中，位列榜首的是汉斯•J•P•冯•奥海因（Hans J. P. vonOhain）。1939年，“亨克尔（Heinkel）178”飞机首飞，推动该机的正是冯•奥海因研制的人类历史上首台喷气式发动机。冯•奥海因一直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公职，直到1975年他才以航空推进实验室（AeroPropulsion Laboratory）和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Wright-PattersonAFB）首席科学家的身份退休。在他工作期间，冯•奥海因指导了一位名叫保罗•贝维拉夸（Paul Bevilaqua）的年轻人——贝维拉夸进一步发明了罗尔斯•罗伊斯的垂直升力风扇，正是这种风扇才使得今天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型的F-35B战斗机成为了可能。
青年时代的汉斯·冯·奥海因
许多像冯•奥海因一样的德国科学家仍然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公职，与此同时，许多其他人流向了学术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工业界则是一个更好的去处。维尔纳•冯•德•努尔（Wernervon der Nuell）是一位增压器专家，美国发动机方面的工作是外包的，所以冯•德•努尔成了首批转移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工业岗位的德国专家之一。
到1946年春，赖特空军基地开始允许工业界和那些德国科学家之间进行接触。柯蒂斯-赖特（Curtiss-Wright）公司是首家与这些前纳粹德国的科学家进行正式会面的公司。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亚历山大•M•利佩什（Alexander M. Lippisch）在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TempelhofField）目睹了奥尔维尔•赖特（OrvilleWright）的飞行。1931年，利佩什帮助设计了第一款三角翼飞机，其进一步演变成了令人着迷的无尾飞机。在梅塞施密特公司，利佩什博士是火箭动力的Me163“彗星”（Komet）战斗机设计团队的成员之一。Me163“彗星”战斗机在1941年的首飞也是在利佩什博士的协助下完成的。利佩什博士针对三角翼这一理念的相关工作而得到的证据对康维尔（Convair）公司F-92概念机的设计作出了贡献。同样的，受益于此的还有后来问世的（也是更加成功的）F-102“三角剑”、F-106“三角标枪”和B-58“盗贼”。
二战结束后，各国疯狂争抢德国技术和科学知识的举动导致大批诸如亚历山大•利佩什这样的德国科学家来到了美国。利佩什曾经为纳粹德国设计过火箭动力的Me163战斗机。照片中所示的这架Me 163于2015年在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the US Air Force）展出
利佩什自己为衣阿华州的柯林斯无线电公司（CollinsRadio）工作。他在三角翼战机方面的工作是“回形针行动”中的德国科学家如何加速了美国航空科研工作的一个经典案例。思想的融合加速了美国公司和研究实验室的创新。
利佩什博士在三角翼设计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的诸多经验被康维尔公司应用到了美国战斗机的设计工作中（例如F-102）。上图所示的即为F-102战斗机，飞行员们在接到警报后正在快步奔向自己的飞机，照片摄于越南战争期间
利佩什（左）和滑翔机飞行员冈特•格罗恩霍夫（GünterGroenhoff，右）在一起。格罗恩霍夫驾驶的是一架利佩什设计的“斯托奇”5型（Storch Ⅴ）滑翔机，照片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
“精力充沛”行动的负责人沃森上校在1981年时这样总结道：“所有这一切，当被分析并融入了我们美国自己的项目之后，我们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就被迅速地推进了四年半到五年的时间”。
在冷战期间，没有什么创新比从V-2导弹向洲际弹道导弹（ICBM）和用于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土星5号”助推火箭的转变更具戏剧性的了。盟军首先清理了位于诺德豪森（Nordhausen）的V-2导弹工厂。就职于美国陆军情报部门的詹姆斯•P•哈米尔少校（Maj.James P.Hamill）这样说道：“我被告知要搬走尽可能多的东西，同时不要在工厂中留下明显的被我们‘抢掠’的痕迹”——以上说法取自亨利•C•德特洛夫（Henry C.Dethloff）撰写的一本讲述NASA历史的书。大约有300车厢的货物从欧洲装船运到了位于马里兰州的阿伯丁试验场（Aberdeen ProvingGround），最初一批到达的来自德国的“战利品”包括138种不同类型的导弹设计方案。
哈米尔还包装了100枚V-2导弹以便将其装船运到美国。硬件和蓝图“只是需要带回本土的一小部分”，塞缪尔这样写道。“更重要的是挖掘创新的科学家的头脑——那些首先提出了这些想法的科学家的头脑。”德国科学家“是这场战争真正的‘战利品’”。
纳粹高官中的布劳恩 同盟国方面知道他们要找的是哪些人。1945年3月，英国的军情六处（MI6）得到了所谓的列有德国顶尖科学家的“奥森伯格名单”（OsenbergList，译者注：1943年初，纳粹德国开始从战斗中召回了一些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并令其重新回归科研工作岗位，以加强德国在对苏长期战争中的实力。为此，德国“军事研究协会”的头目、科技工程师沃纳•奥森伯格开列了一张可以恢复科研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名单，即所谓的“奥森伯格名单”）的一份副本。美国陆军军品研究与发展服务处（USArmy’s Ordnance Corps）的罗伯特•B•斯特弗少校（Maj. Robert B.Staver）扫描了这份名单，并根据这些德国科学家编制了一份列有自己最需要的名字的名册。韦纳•冯•布劳恩在这份名单上位列榜首。
但是，冯•布劳恩正在逃亡。他的V-2导弹研制场所被划在了苏联占领区内，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为此，冯•布劳恩指挥着好几辆车把他的研究团队的一部分从他们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研究所转运到了巴伐利亚内陆，在那儿，他们遇见了正在向前推进的美军部队。
冯•布劳恩有充足的理由逃亡。早在1944年3月，盖世太保就把他关了两个星期，原因是他通过谈论他如何渴望制造用于和平目的的太空火箭而激怒了武装党卫军。他还亲身经历过特尔维克（Mittelwerk）弹药工厂里奴隶劳工的境遇，根据作家玛莎•弗里曼（MarshaFreeman）的说法，布劳恩称其为一种“展示不可描述的苦难的场所”。
飞向月球
在布劳恩的兄弟马格努斯与西涅科特交谈过之后，这位美国大兵把事情甩给了第44反坦克连的查尔斯•斯图尔特中尉（Lt. CharlesStewart），斯图尔特中尉最终允许这些德国人通过了美军的防线。
冯•布劳恩很快就受到了美军的讯问。布劳恩在1945年这样对审讯的美军人员说道：“当火箭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时，它将有可能抵达其他行星，首先是到月球。”冯•布劳恩还预言说：“倘若把原子能以及正在快速发展的火箭结合在一起，其后果还难以完全预料。”
冯·布劳恩向美国总统德艾森豪威尔讲解土星1号运载火箭，1960年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
就在1945年的那个夏天过去后不久，华盛顿方面批准了127名德国人与美国方面签署合同并为美国工作的卷宗。到1945年底，有300名德国专家正处在上述审核批准的过程中。
德国的火箭专家们一直在期待着移居美国，他们为此等了好几个月。沃尔特•威斯曼（WalterWiesman）一直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机会。他是在一个史密森尼口述历史（Smithsonian oralhistory）的节目中回忆起这一切：“我的妻子和我甚至早在1944年就做出了决定，至少在1945年初，如果我们有机会前往美国，那么我们就会去美国。”
人们毋须对此感到奇怪。塞缪尔回忆道：“欧洲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住在柏林，后来他还写了有关“精力充沛”行动的权威历史著作。
然而有些人也对此感到震惊。在1995年的一场演讲中，恩斯特•施图林格（ErnstStuhlinger）发问道：“我们能够希望美国人会接受我们作为同事，并根据我们真正的价值来对待我们吗？尽管所有的战争宣传画都展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德意志民族的形象。”
害怕被抓到美国——然后再被遣返回德国——的恐惧让名单上的许多人打了退堂鼓。当美国方面决定保证在美国定居的那些德国专家的长期就业时，事情才发生了关键的转折。
由韦纳•冯•布劳恩带领的六人组成的第一支团体在1945年9月动身前往美国。他们首先在波士顿附近的斯特朗堡（FortStrong）短停，然后前往阿伯丁试验场。在阿伯丁，他们处理了那300车厢的文件材料。然后，冯•布劳恩的团队动身前往得克萨斯州的布里斯堡（FortBliss）和新墨西哥州的白沙（WhiteSands）试验场。1950年，布劳恩的团队最后在亚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Huntsville）安顿了下来。冯•布劳恩继续统领弹道导弹和航天火箭的研制工作。最终，他们都归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麾下。
还有一个问题：那些缴获的V-2导弹零件呢？1946年，在白沙导弹靶场（White Sands MissileRange）美国人开始了一项代号为“缓冲器”（Bumper）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美国陆军发射了64枚V-2导弹（这些V-2导弹是用缴获的零部件拼装起来的）。为了不被陆军超越，美国海军也在“中途岛”号航空母舰上发射了一枚V-2导弹。
一枚V-2从“中途岛”号上发射升空 到1953年，544位因“回形针行动”而被遴选出来的德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开始在美国本土工作了。最终，他们当中的516名成了美国公民，与他们一道成为美国公民的还有他们的1063位家庭成员。
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空军已经充分地装备了喷气式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而且还在部署他们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冯•布劳恩在亨茨维尔通过一次火箭发射测试活动而招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客人来自威斯康辛州，他就是当年与布劳恩有过一面之缘的美国陆军列兵弗莱德•西涅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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