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信息化为主导的现代战争中，由于战争的突发性强、强度高、节奏快、物资消耗巨大，从而对作战部队的快速反应、机动作战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一个国家空中输送能力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已逐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之一。
现代大型军用运输机大都具备了强劲的发动机和良好的空气动力特性，其巡航速度一般可达800～900千米／时，是陆上运输速度的15倍，海上运输速度的25倍，因此可以说是这三种运输手段中最快捷的。现代大型运输机的航程已达数千甚至上万千米。基本可实现跨洲际部署，经空中加油后，可实施全球性运输。所以，军用运输机尤其是大型军用运输机的装备数量、技术水平和运载效能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备“战略空军”能力的重要标志。
从近年来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来看，大型军用运输机均率先出动，动用的规模已接近主战飞机。大规模应用大型运输机，直接提高了整个部队的机动和快速反应能力，加强了对战争进程的控制能力，增强了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据统计，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使用的军用运输机和临时征用的民用运输机共向海湾地区运送了539000吨的货物和近50万名各类作战人员，执行了14000次远程运输任务。即使在是作战行动相对分散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中，美国动用的大型军用运输机如C-5和C-17也达到了140架。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出动C-17、C-130、C-5、C-141等大中型运输机，执行了2万余架次的飞行任务，运送兵力约30万人次，运送货物12万吨。美军的强大空运能力为实现其战略构想创造了条件，也满足了战场中快速机动运输的要求。
海湾战争时期美国的两种主力喷气式运输机：C-141和C-5
大型军用运输机由于速度快、运载能力大、航程远，因而可以快速空运兵员、作战装备与军用物资到达指定地点，对作战部队实施快速部署或补充。以尽快形成对敌方的最大战略威慑。当威慑力量起到作用时。甚至可以免动兵戈，而当这种部署不能震慑敌对势力时，这支威慑力量就可以迅速投入战斗。在海湾战争中，美第82空降师领命后在48小时内从美本土启程，跨洲越洋，远程奔袭上万千米，作为快速机动力量首先进入沙特，第101空中突击师也紧随其后。紧急部署于海湾地区，对后来军事行动的展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海湾战争的空降作战中，多国部队把主降地点选择在伊拉克纵深处。该处伊军的防御力量薄弱，同时又关联伊军纵深的要害目标。多国部队占领该处后，建立“眼镜蛇”前方作战基地，以此为跳板，采取“蛙跳”战术，迅速突入到幼发拉底河畔，协助地面部队切断伊军的退路，为击溃伊军创造了先决条件。
由于高技术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中的大量应用，装备、弹药、油料和其他物资等消耗量异常大，如果不能提供及时的补给和更替。很可能会对战争的结局产生致命影响。在伊拉克战争初期，由于美军第3机步师推进速度过快，后勤补给一度出现困难。为尽快摆脱战场被动局面，美军使用其最先进的C-17大型战略运输机，给第3机步师及时运送了弹药、食品、药品等物资，缓解了供求矛盾。据不完全统计，美军在海湾战争中总计消耗各类物资高达3000多万吨，是整个朝鲜战争的近50倍。由此看来。要保持部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就必须有便捷、快速、高效的大型空运保障力量做支撑。
大型军用运输机由于持续航程远，因此在战时可以把执行特种作战任务的成建制部队投放到特定区域，有时甚至连同人和装备同时投运，极大的提高了战争的突然性和有效性。而在越来越多的抗震救灾和国际人道救援行动中，大批的大型军用飞机在人员转移、救灾物资运送、救援人员和装备的运输等方面大显身手。在我国去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除了我国的大型军用运输机把大批人员和物资运送到地震现场之外，美国的C-17大型军用运输机也曾把美国捐献的救灾物资空运到了四川汶川。
美军两架C-17运输机5月18日先后抵达成都双流机场 具备战略空运能力是现代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美军的战略机动15%的运输量是由大型军用运输机来完成的，实施远程作战的战略轰炸机、战术战斗机等也主要依靠运输机来保障。美军运输机部队在历次海外战争中都发挥了重大作用。以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为例。其运输机部队共执行任务约15940架次，运送了10余万吨物资和1327.6万兵员，空运的人员总数占美军参战人员总数的79%。
纵观美国在远程战略投送在作战中的应用，他们走过了从海上运输到空中运输的发展过程，二战中由于空中运输装备不具备大规模远程投送的能力，借助于海上运输平台进行战略机动成为他们远程机动的主要手段，在全球作战的大战略背景下，仅有地面运输方式是不够的。美国人通过总结二战和朝鲜战争的经验，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海上运输尽管可以实现数量规模上的机动，但是机动速度却相对较慢，尤其是在战争状态海上运输平台极易受到地方的攻击，如果这样损失将是惨重的。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人开始了如何提高空中运输能力的思考和论证，他们在研制出C-130后很快又研制出运输能力更为强大C-141，就是基于这种战略思考，随着装备资源技术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远程作战的基本样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越南战争就是他们检验这种探索的最好的试验场，可以说观念、装备技术、和作战样式彼此推动，从而既推动了运输装备技术的发展，也催生了新的战争理念的产生，这是美国人在战略和技术上超过其他任何国家的根本原因。
中国作为一个机械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在二次大战和国内战争中，人们军队的地面机动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直到今天我们的地面机械化运输能力依然没有达到美国二战的水平。我们几乎没有远海作战的经验，因此我们对于远海机动没有实践层面的深切体验和感悟，所谓物质决定意识，这种状况导致我们多年以来对于空中运输能力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低层次上，这样的观念主导是导致我们在大型运输平台发展上严重滞后的根本原因。
随着中国战略利益的不断扩大，维护我们战略空间和资源的任务日益加大，未来我们面临的战略环境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以和平发展为主导战略的国家，我们有没有必要发展大型军用运输平台，如果有，我们需要为装备发展制定怎样的战略，在航空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发动机技术、作战飞机、电子战等特种飞机等技术的研发已经占用了大量的工业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没有发展大型战略运输机的资源空间，所有这一切判断和决策都有赖于我们的军事决心。
随着ARJ-21的上天，随着C-919等民用大型运输平台的研发，我们不得不考虑未来军用运输发展的问题，这种需求是紧迫的，而在军用运输平台的发展上，我们不可能像C-919项目那样获得更多的国际技术支持，我们有没有能力独立研制下一代大型军用运输机，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国家战略的大课题。
中国军用大运之前景如何？
这是一个令人纠结但又难以回避的话题！军用大飞机这一话题毕竟过于敏感，而真正懂得大飞机的军事价值的专家又是如此之少，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军用大飞机，多少数量合适？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的答案。
我认为，就像中国的航母技术一样，今天我们来谈论其未来的发展其实都还为时过早，我们不如先动起来搞出一个型号再说，先解决有无的问题，一旦新型号运用起来，所有的问题都会渐渐有了答案。因此，无论我们的第一款国产大型军用运输机的性能与技术瓶颈究竟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终于看到了真实的装备了。只要大运试飞工作启动，人们一定会通过实践，渐渐认识到大运技术的奥秘，以及此项技术对于国家战略之重要性。
首先，大运飞机是国之重器必须大力发展。国家的军事力量不能没有空中投送运载工具，现代战争中还没有任何一种工具能像大运一样，实现武装力量与物资的快速投送，而对于现代战争而言，速度是取胜的关键所在，是解决“军事存在”与“行动自由”的关键。中国不仅要把第一步解决有无的工作做好，而且要在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迅速开始规划下一代大型运输机的论证与研发工作，因为中国未来在100-200吨级的运输装备的需求至少要到100架左右，而在试飞中首款大运显然并不是我们最终大量装备的型号。
试飞中的运-20
其二，中国的发动机技术必须取得突破。发动机技术上航空技术的核心关键技术，中国在发动机领域的技术延误已经成为我们军用航空领域最大的技术瓶颈。如今，对于发动机技术发展的经济投入似乎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对于如何才能实现发动机领域的技术突破，我们对困难的估计显然远远不够。中国发动机技术的最大障碍在于人才与技术，而不是财力，而人才与技术的突破需要规划，更需要决心。必须把发动机技术突破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举全国之力坚决予以攻克。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与韩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把军用航空产业当成国家战略产业，对行业进行重新整合形成新的优势团队，美国在四代机F-22以及韩国在下一代教练机T-50的研发中，都动用了举国之力，这种机制优势会形成巨大的技术动力，对军用航空高端技术的探索与开发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再也不能局限于市场化思维的短视眼光，希望利用市场的力量，用功利驱动来创造技术奇迹，而唯有用国家战略的价值引领，才能形成行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技术活力。
运-20生产型很有可能安装涡扇-20发动机 第三，要在首款军用大运形成能力之后迅速投入运用，通过军民融合以及多样性军事行动，摸索军用大型运输机的技战术性能和运用与保障机制。通过大型运输机的实战化运用，我们一定会深切体会到空中投送力量对于信息化体系作战的意义，从而更加坚定我们发展下一代大运技术的决心。
尽管我们在大运技术领域的技术短板还有很多，尽管我们在研发和运用领域对大飞机的理解和悟性还不高，但随着大运试飞的展开，所有的困难都会被渐渐攻克，我们在这一领域60年的滞后，也会逐渐赶上。而由大运技术的提升也一定会在大型轰炸平台、加油平台预警平台的技术发展产生辐射效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对军事航空技术发展的战略意义，一定会渐渐展示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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